中国学者文学英译的困顿与出路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在向外译介中国文学、传播中国文化的崎岖道路上不断攀爬探索,虽挫败连连,但却越挫越勇,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学者的文学英译有其自身的文化与美学价值,有着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所不能比拟的作用和意义。与霍克斯的译本相比,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在英语世界遭受冷遇,并不是因为杨译本质量不佳,而是因为其采用的以忠实文本为圭臬的翻译策略在当时来说有些超前,而现在则已经具备了接受这样翻译的国际语境;老舍将其小说《离婚》的英译者伊文·金告上法庭,并收回版权自行翻译,只因其译者在发挥其译者主体性时失去了底线,歪曲了中国文学;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在英语世界的成功提醒中国的英语学者,重视和讲求文本迻译策略的同时,还要强调译本的宣传推介等市场营销工作。及时总结中国学者文学外译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并融入其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位华裔马来西亚女性的生命书写——解读林玉玲《月白的脸:一位亚裔美国人的家园回忆录》

林玉玲的《月白的脸:一位亚裔美国人的家园回忆录》为读者展现了一位性格叛逆、与家庭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华裔马来西亚女性形象。她是为性别歧视而战的假小子,是不愿依附男友成为眷属的负心人,是号召女性同胞不受性别角色羁绊的女性主义斗士;她还是反抗日军、对中国认同的华裔,是对英殖民迫害的华裔共产党的同情者,是怀抱马来西亚民族理想的憧憬者,是美丽新国家梦想的挫败者;她也是英殖民教育的获益者,对自己的成绩自信满满,但是她同情在英殖民教育中受到戕害的儿童,同情在考试中脱颖而出但只能做殖民者传声筒的佼佼者;在美国她告别过去的叛逆和格格不入的性格,对克服种族偏见和融入社会做出了种种努力。这部回忆录是林玉玲与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抗争和批判英殖民教育的生命书写,展示了她在流散经历中的心路历程和成长轨迹。     

“翻译暴力”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文本没有终极的意义。翻译的主要任务是传达意义,而无法完全准确科学地获取意义则使源文难以逃脱翻译暴力的侵袭。中国典籍文化的深厚性使其在经过译者的理解和再表达后更易遭受种种损伤。翻译暴力有消极和积极之分,消极暴力阻碍文化交流,积极暴力促进文化交流。译者无法避免翻译暴力,所以译者的明智之举是切实规避消极暴力,适当采取积极暴力,以便忠实源文精神,守住伦理底线。翻译暴力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之间是矛盾统一的关系,译者应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促进者,而不是阻碍者。译者在典籍英译中要坚决维护中国文化的正面形象,灵活运用积极暴力,增加源文的可译空间,努力促成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使中国文化在异域他乡广为流传,泽披天下。     

从文化顺应的角度看《论语》辜译本中名词的翻译

翻译是发生在一定语境中的原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三元关系间的特殊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以语言的顺应性理论为切入点,分析辜鸿铭《论语》英译本中名词的翻译特征,论证文化语境顺应对典籍英译的指导意义。     

基于“本源概念”的古诗英译意象重构技巧

古诗翻译包括源语形式解码、概念意旨整合、译语形式编码三个步骤,本源概念属于概念意旨的范畴.具有普遍象征喻意和本民族特有象征喻意是两种不同的本源概念.基于本源概念,古诗英译意象重构技巧包括意译、直译、换译、改译、加译、不译,其中,语料库实证证明意译是古诗英译意象重构最常用的技巧.     

乐浪、带方二郡覆亡前后当地汉人集团的动向与势力发展

3世纪后叶以来,随着高句丽势力的南下,原居住在乐浪郡的汉人集团已经出现向带方郡南移的态势,而4世纪前叶乐浪、带方二郡的覆亡则加剧了汉人的逃亡。残余的汉人集团于带方郡故地的黄海南道北部逐渐形成聚居区,加之此时中国北方大陆的汉人新移民也不断迁徙至此,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朝鲜半岛西北部汉人集团势力在4世纪中叶出现短暂的中兴期。     

从英汉语言对比探讨英语长句翻译

英语长句的翻译是翻译中的难点之一。在此从形合和意合、汉英语序上的差异和汉英表达方法差异三个方面探讨了英语长句的翻译,以期能为英语长句翻译提供一定借鉴。     

“汉人八种”新解——读陈寅恪《元代汉人译名考》

汉人八种见于元末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其中包括契丹、高丽、女真、渤海等元代的八种民族名称,历来为研究民族关系的最重要史料之一。20世纪初,日本学者箭内亘指出,汉人八种中竟然遗漏了汉人本身,也没有包括原南宋统治区的南人,他认为应补正为汉人十种。陈寅恪先生根据汉人八种中的竹因歹与竹温是蒙古语对汉人的称谓,指出汉人八种并没有遗漏汉人,批驳了箭内亘的说法,同时提出汉人八种可能抄自某种蒙古文资料的设想。本文在陈寅恪与王国维二人的工作与新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1)汉人八种是元朝统治者对境内使用汉文的各民族的统称,并不代表这些民族本身都自我认同为汉人。(2)汉儿是辽金两代华北人民的自称,也是宋人对他们的称呼;而宋统治区的人民北人称之为南家蛮子,元统一之后被称为南人。汉人与辽金元统治者的关系较南人更密切,与南人是两个不同的群体,汉人八种中不包括南人是自然的。(3)记入汉人八种的族名,除了竹因歹与竹温为蒙古语对汉人的称谓之外,本文将前人未曾涉及的族名朮里阔歹订正为朮里阇歹,即jurjidai(女真),并将竹赤歹订正为竹儿亦歹,亦即jurjidai(女真)的音译。本文再根据韩儒林先生对于蒙古七十二种中的部族名称重复登录的讨论,提出汉人八种中的竹因歹(汉儿)、朮里阔[阇]歹与竹温(汉儿)、竹[儿]赤[亦]歹同样重复的看法。(4)本文指出,既往研究视野多仅限于汉人八种本身,限制了对问题的认识。在陶宗仪原书中,汉人八种是氏族条的部分内容。氏族条共分为四个部分,其余三部分分别为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与金人姓氏。本文进而提出,这份氏族名单与元代科举分蒙古、色目与汉人、南人两榜有关,应当产生于对举子进行氏族登记的过程中。     

“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研究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人类学与社会史的汉人宗族研究之主流,实际上一直放在“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框架内来展开的,以致形成了一种思维范式.这个范式的主要特点是把宗族当成国家与地方社会交流的平台.传统帝国时期,国家支持宗族的存在,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支撑帝国的整体运转;但现代化运动却要试图革除之,因为它阻碍了现代社会的建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视角也的确合乎中国的历史实情,因而今后需要继续加以开拓和深化.但必须意识到,它也遮蔽了作为亲属制度意义上的宗族之文化内涵.也就说,宗族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更主要是文化的、风俗的.回归文化的角度理解宗族,是今后超越“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范式的一条可尝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