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90年代文学批评的后现代文艺景观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体现出了回归本来角色的多元探索姿态.中国90年代文学批评的激变与20世纪50、60年代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有着极强的话语联系,在批评观念、话语操作、批评方法、价值判断上表现出了对后现代主义文化话语的极度张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后现代主义文艺景观,从而对中国文学批评整体转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女性主义与文学话语的再造

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文学生产、接受与评价并非客观而中立的 ,而是深陷于各种价值与权力网络中。其中 ,男权中心意识是最深层而精微的一种权力网络。女性主义的文本阅读策略是男女有别的 ,对男性作家文本采取修正性、抗拒性的立场 ,对女性作家文本则取妇女一体的立场 ,试图建立文学上的母性系谱     

论生产性批评实践

在常规的文学批评中,存在着同资本主义分配形式相似的隐匿生产过程的作用;文学文本不是被视为一种建构,而是当作文本所描述的社会的自然反映或作者主体性的自发流露,其结果便造成作者与读者连成一气的幻觉,从而导致了一种非生产性的文学批评。而新的、生产性的批评实践,它在文学作品中发现的是一种新的可理解的对象：它生产文本。文本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它从单一、单义的阅读中挣脱,变成便于读者生产的、多义的、矛盾的、可改变的,而批评的任务则是确立文本中未说出的东西,并修正文本以生产真正的历史知识。批评不再是一种认识过程而是生产意义的工作,它不再寄生于既定的文本,而要建构自己的对象并生产作品;作者和读者不再表现为主体之间交流过程中对称的两端,而文本也只有从交流模式的僵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才能被有效地运用于阅读过程中的生产。     

茅盾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不可绕过的存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将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推向深入,从另一个侧面给"人的文学"观以有力补充;他突破传统文学批评重情绪感悟轻逻辑思辨的局限,提倡并实践了以理性思维见长的"社会—历史"批评;他尝试过多种多样的批评体式,并以独树一帜的作家论批评文体享誉文坛;他更以内在的思想矛盾与外显的繁复理论表述体现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共有的心理困惑,并以其高贵的内心挣扎展示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担当。     

程式内的创新与模式外的建构——茅盾短篇小说视角模式研究

从视角模式的角度看,茅盾的短篇小说几乎全部属于第三人称视角模式,其中包含编辑型全知叙述、中立型全知叙述、有限全知叙述、第三人称人物内视角叙述等多种类型;个别篇章情形稍显复杂,出现了二度叙事。但茅盾绝不循规蹈矩,而是既关注程式内的创新,又重视模式外的建构,以充分挖掘各种视角模式的不同修辞功能。这种形式实验的成功,一方面显示了作家天才的艺术创造力,另一方面对当代文学创作亦不无借鉴意义。     

茅盾文学批评中的角色转换与内心冲突

民国时代,茅盾一直处在主流之外,其文学批评体现出了鲜明的批判精神。随着自我改造运动的深入及身份的改变,茅盾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心灵痛苦之后,逐渐成为官方文学与政治立场的代言人。其角色的转换过程,伴随着许多自相矛盾的言说,表现了茅盾在政治要求与文学规律之间难以两全的尴尬处境,以及与之伴生的心灵冲突。     

论"点将录"的"一作"与"留白"

"一作"与"留白"本来只是古籍校勘常用的一种注记形式和中国书画的一种传统艺术手法,"点将录"撰者创造性地将其引入诗学批评体系,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一个时代内既经严格遴选又相对更为丰富的诗人群体总量;而且,还可以由此考察同时代诗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人生经历、诗学取径、地域风格之异同;同时也使得这样一种颇具民族特色的诗学批评形式获得了更大的内涵包容性和体系开放性。开放的"点将录"批评体系,不仅为品评诗家诗作、地域流派等营造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也为我们研究撰述者诗学思想的发展和当时政治、学术环境的演变提供了方便。作为出现较晚而兼具众长的一种文学批评形式,"点将录"的民族特色和现代意义都值得引起进一步关注。     

郭沫若与翻译论战

由于翻译活动的复杂特性,人们对其认识尚且不足,致使这一领域成为一块是非之地.“五四”期间,我国文人间翻译论战颇为频繁,其激烈之程度可谓空前.首先,围绕郭沫若及其创造社同仁与胡适、茅盾及鲁迅等文人的几次翻译论战,分析了论战的缘由以及论战对我国译坛所带来的正面与负面影响,然后对几次翻译“论战”作出了评价     

唐传奇中侠女形象“双性同体”性别特征分析

唐传奇中的一些侠女形象往往具有"双性同体"的特征。她们常以男性的"武功"、女性的"柔和"、"半雌半雄"的思维,或安邦定国,或报仇雪恨。研究这类"侠女"的特征及这类作品中所涉及的性别问题,无论对研究中国小说,还是女性问题都是非常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