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领导者的素质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国内各类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单纯依靠低成本优势谋求发展的企业已日益受到资源紧缺等要素的严重制约,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也日见其弊端,核心专利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缺失使得大多数企业缺乏品牌竞争力,出身于"草根阶层"的企业领导人也日益受缚于自身素质低下的限制.     

加强高校环保NGO环保行为的组织与引导

该文简述了群众性环保公益活动的生力军——高校环保NGO的现状和特点,提出了环保宣教部门应如何加强高校环保NGO环保行为的组织与引导的对策建议,从而更好地发挥高校环保NGO在发展和推动环境保护事业中所起到立足校园,辐射社会的重要作用。     

微博教会官员说“人话”

微博为民众的政治参与引入了一种新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补正了过去对于来自社会、草根等多元话语平台的意见进行屏蔽的状态。     

胡学文小说中草根人物探析

胡学文是当代一位有成就的作家,其作品主要关照乡村及草根人物的命运.本文就主要围绕胡学文小说中的草根人物展开.笔者首先简要分析了胡学文作品及其主要特色.其次,重点探讨了小说中草根人物的整体形象,即变幻无常的人生境遇,突出草根人物的无力感;进而探讨在艰难生活中的草根人物的人性美;最后点明了草根人物不甘心命运,在屈辱中抗争.结论部分则简要概括了胡学文的文学创造源泉.     

昕昕原创——守望乡土的耕耘者

本单元展示的画作、书作,大都出自徐州本土艺术家之手。相信这些作品一定会灌注更为浓烈的山林逸气、乡野清气、市缠人气及庠序精舍的雅气。名头不是最响,笔墨却能最妙,也许就是这个单元的看点及靓点。有人曾经断言:作家,永远写不过民歌手。相信那是对草根文学原生魅力的肯定。转而再说艺术,草根艺术的原生魅力几乎可以与草根     

魏一搏：从职场金领到草根创业者

每当上班族为穿衣打扮发愁时,每当女性朋友对着一堆淘宝宝贝无从下手时,每当爱逛、爱显、爱扎堆围观的女生们想在QQ空间里晒货或是在朋友圈里＂八一八＂美容心得时,她们都会选择去同一个地方——蘑菇街,一个专门为女性打造的分享导购社区。每天都有数百万的女性在这里分享购物心得、讨论时尚潮流。上线不到三年,蘑菇街就聚集了超过6400万的注册会员,     

村民自治中的草根式权力平衡与民主能力培育——广东"蕉岭模式"对我国乡村治理的启示

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广东"蕉岭模式"给我国村民自治提供了这样的启示:现阶段的村民自治,对显性的村庄治理制度建设和隐形的村民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都需要外力(尤其是国家)的介入,然而这种介入是有一定条件的,也是需要克制的.最好的乡村治理模式,应当在满足村庄发展的实际需要、解决乡村治理中出现的问题的同时,不给村庄增加额外的治理成本,也不妨碍基层民主的发育.     

国际慈善组织的嵌入:以狮子会为例

在21世纪最初的十几年里,在中国这样一个对于具有国际背景的民间组织仍然十分敏感和有所规制的政治情景下,全世界最大的志愿慈善组织之一——国际狮子会却进人中国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呈现出旺盛的发展潜力.通过人类学的长期田野研究、问卷调查及文献研究等方式对广东狮子会(Guangdong Lions Clubs)开展深度案例研究,从嵌入理论(embeddedness)的视角来看,狮子会这个美国式的志愿性慈善社团分别从认知、文化和结构三个维度嵌入中国本土:第一,美国志愿文化嵌入中国传统的福报观念中,基于互惠的逻辑产生慈善消费主义的认知模式.第二,西方NGO民主治理模式为会员嵌入中国“大佬话事”的权威主义社团文化,产生了选举文化与协商民主共生的中产阶级社团文化.第三,狮子会与政府合作的传统和经验嵌入中国政府社团支配型的治理模式中,使得狮子会与中国政府合作治理成为可能,双方可以在公益慈善领域中共同解决社会问题.     

NGO介入性扶贫对贫困农户借款行为的影响分析

［摘要］本文利用NGO扶贫贷款调查数据,采用配对样本多项选择Logit模型,对NGO小额贷款介入前后贫困农户借款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接受NGO小额贷款后,贫困农户借款发生率和借款总额明显下降,单户借款额度却相对上升,农户借款途径主要由私人借款转向农信社和其他渠道。同时,研究还发现,除户主个人特征、家庭人口构成等内在性因素对贫困农户借款行为影响显著外,农村金融供给状态也是重要的外在性因素。在金融抑制下,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门槛较高,私人借款成为贫困农户借款的主要供给者,NGO小额信贷的介入及其扶贫性质,通过提升贫困农户经济能力来转变其借款行为,在由私人借贷转向信用社借贷过程中发挥着“助推器”作用。     

传媒、公民环境权、生态公民与环境NGO

［摘要］“环境公民社会”的发展,需要传媒构建、拓展环境“公共领域”,促进环境议题的“公民赋权”,用“媒体理性”引导公众环境运动的“理性参与”;需要在法律上明确界定公民环境权,实现“公民环境权”由道德“应有权利” 向“法定权利”、“实有权利”的飞跃;需要普通公民向“生态公民”蜕变,需要环境NGO积极承担吸引民众环境参与和培育“生态公民”的重任,实现普通民众与精英知识分子在“环境公民社会”中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