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每戡的人品与作品

本文对我国现代戏剧活动家、理论家、剧作家董每戡的生平、思想和贡献作出了评价性的追述     

清末新式教育的推广与乡村社会的无序化--以劝学绅董的权力扩张为中心

清末“新政”以来,国家开始在乡村大规模推广新式教育.为了满足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加强国家对地方教育的控制,国家开始陆续在地方建立教育行政机构劝学所.由于其后发、外生的特征,作为“国家政权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扩张预示着一种与18世纪欧洲不同的道路.随着劝学所的出现,各州县出现了一个劝学绅董群体,他们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获得了办理地方学务的权力.但由于国家没有能力使其实现完全的官僚化或完全的自治,在“官绅通力合作”的办学模式下,这些劝学绅董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且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随着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急剧扩张,以及劝学绅董越来越把办理学务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乡村社会中的绅民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许多地方日益呈现出无序化状态.     

《董西厢》与《莺莺传》的文化差异

唐传奇小说《莺莺传》是西厢故事的源头,《董西厢》是西厢故事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环节。文化的变迁是《董西厢》情节和人物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董西厢》创作于女真统治的金代,这是一个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发生冲突与融合的特殊时期。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这两部作品分别带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     

寻梦九龙——三岩龙、长海、猛董徒步穿越记

九龙是甘孜州的一个县，位于横断山北簏，是康藏荼马古道东线的重要集镇之一，地处甘孜藏族、凉山彝族和雅安汉族的结合部，历来便是这三个民族的聚居区。     

诸宫调与《董西厢》

诸宫调的说唱艺术形式主要从变文、教坊大曲、杂曲的基础上错综变化发展而来,《董西厢》则是现存最完整和艺术形式发展最为完美的诸宫调说唱文本。     

为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增色的青楼

青楼女被重视的是艺而不是色 通过历史的研究可以得知,青楼女进入文学伊始,被重视的就是艺而不是色。细数那些名垂青史的妓女,都不是依靠单纯的姿色,而是依靠她们的艺术才华博得与重要士人交往的经历,比如明代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几位,不仅与自己爱慕的士人建立了坚贞的爱情,展示出过人的文化艺术才华,还能在民族危亡之际,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操守气节,这应当是青楼文化中夺目的闪光点。唐代的名妓薛涛和鱼玄机,都同时是著名诗人,她们交往的都是当时的一流士人。宋徽宗赵估去幽会名妓李师师时,是以风流士人的身份,但是输给了大词人周邦彦。     

宋代蝗灾应对和灾异观之变化

“灾异说”认为，灾异乃是社会政治问题所致，当局应以改革社会政治应对。主流社会长期以此应对灾异，故对蝗灾也不采取捕杀措施。在唐代姚崇以下以捕杀应对蝗灾的基础上，宋人以全面捕杀为主要手段应对蝗灾，在实践上突破了“灾异说”。与此相应，对“灾异说”，宋代的思想精英们从前人的笃信发展为质疑，乃至彻底抛弃，客观、理性地应对蝗灾等灾异。     

英国的统治与威海卫的自杀现象

威海卫租借地内的英国当局了解到太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女性实施自杀.鉴于此,他们规定了民众有报告自杀的义务,教育大众及警察如何进行救助,并且采取了为自杀救助工作任命了一名负有特殊职责的医疗助手等措施.尽管清楚地知道在中国自杀所具有的社会意义,然而政府在解决引起自杀的原因上所做的努力却是有限的.尤其是在改变租借地内女性的生活环境方面,政府所做甚少,这是与其总的管理政策相一致的,那就是尽量不改变中国乡村的生活结构.地方法官在自杀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出对中国法律的遵从,也是英国管理威海卫的这一总政策的部分表现.     

英租威海卫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

在殖民统治之初,宗族性村庄在威海卫占有传统优势,殖民者在威海卫乡村采取宗族、村董和乡绅的联合治理模式;19世纪初威海卫社会秩序稳定后,殖民政府着手在乡村进行改革,积极推行总董制;随着经济的发展,英租威海卫的社会近代化进程逐步加快,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殖民政府在后期统治中积极推行自治,进行民主化改革。威海卫乡村治理制度的变迁反映了不同时期殖民当局根据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而选择不同治理模式的过程,其本质是要加强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略论英租威海卫时期威海乡村的社会控制

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村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但国家权力扩张的过程也即是“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过程,国家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加强导致自身的削弱和控制的失败。通过英租威海卫时期国家权力对威海乡村社会控制的加强为个案来说明国家与地方政权关系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