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解元西厢记》中的第一人称代词

本文以《董解元西厢记》中的第一人称代词为研究对象，在穷尽统计的基础上进行了详尽的静态描写，通过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整理出了《董解元西厢记》中的第一人称代词系统，帮助我们了解金时期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实际面貌，以期对近代汉语代词的研究做一些有益的补充。     

台湾杜世杰《红楼梦考释》对“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的承袭

台湾杜世杰先生的《红楼梦考释》是继王梦阮、沈瓶庵、邓狂言、谌卢、潘重规等人的索隐派著作之后的一部篇幅最大、最具系统的红学论著。其中他给贾宝玉、林黛玉找到的所谓影射的＂原型＂是清世祖、董小宛,我们可以看作是早就有的＂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的继续;仔细分析,杜世杰的观点仅仅是对前此索隐派观点的承袭而已,没有什么学术性。     

小宛破城

小宛破城位于安西县城东18公里，国营小宛农场部西3公里，疏勒河南岸，农口坝北360米处，汉长城遗址从该城北部80米处穿过。它最早为汉代宜禾都尉及其所豁的昆仑候官的治所（即驻地）昆仑障，到了西晋元康五年（295年）分设晋昌都，     

论公司董事权的法律特征

公司董事权是公司董事基于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和委任合同的约定而享有的受托处理公司事务的各种权利或权力 ,公司与董事的委任契约是公司董事权产生的必要条件。公司董事权是一种对内权 ,其权源为法律规定和股东 (会 )的授权。董事权的行使具有不可替代性 ,同时受董事义务的制约。     

从清醒到梦想：西厢故事流变论

《莺莺传》为元稹招来了千古骂名,学者多以为其自寓的张生被当作一个始乱终弃的薄情文人而屡遭批判,而崔莺莺则被当作反叛封建礼教的勇敢女性而备受称扬,但实际上崔张都经历了追求、反思与逃避自由爱情的心理发展历程。《董西厢》、《王西厢》为董解元、王实甫赢得了千古美誉,被当作反叛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爱情的颂歌而备受青睐,但实际上崔张只不过谋求在封建礼教的框架下为感情留下可怜的发展空间,并未自觉主动地否定封建礼教而确认自由爱情的独立价值。从《莺莺传》到《董西厢》、《王西厢》的发展,体现了古代文人从清醒到梦想的心理流变历程。     

试论张生形象的演化

张生形象在《莺莺传》、《董西厢》和《王西厢》三部作品的动态发展中不断演变,其表现为:一、爱情萌动中的张生形象逐步完美。二、爱情发展中的张生渐趋刚毅和执著。三、爱情结局中的张生越来越忠贞。三部作品中张生形象意义的不断推演,反映了三个时代对爱情、婚姻以及礼教的不同态度。张生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作者及其所处时代的代言人。作品中越来越明显的进步思潮,张生越来越主动自觉的爱情追求,是这一系列作品带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思想意识和审美客体,张生也因此成为耀眼而又典型的文学形象。     

三代张生:三个作家的不同心曲

西厢故事里的张生形象在唐代元稹的传奇《莺莺传》中热中功名 ,在金代的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中功名与爱情并重 ,在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中则爱情至上 ,这反映着作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由重社会价值的实现到重个人情感的内敛、内倾的心态嬗变。     

《董解元西厢记》的语言时代补证

关于《董解元西厢记》语言的时代,一直争议颇多,如"金代说""非金代说"等。已有成果多是从历史文化、典章制度等角度来考察的,然而从词汇角度来看,《董解元西厢记》以用宋金新词为主,金以后的语言成分微乎其微,相对来说,后人改动的比例较小,基本上可将其看作金代的语料。     

丁廙《蔡伯喈女赋》与蔡琰《悲愤诗》二首的真伪——兼论《后汉书·董祀妻传》的史料来源

《后汉书·董祀妻传》所载蔡琰《悲愤诗》二首的真伪问题已有长达千年的争议,因缺乏实证而至今未果。实际上,丁廙《蔡伯喈女赋》正是我们此前苦苦寻求而未得的一个实证,它完整记录了蔡琰归汉前的生活经历和状况,将其与《悲愤诗》二首对读,可以发现二者描述的蔡琰事迹达到了惊人的一致,由此可证《悲愤诗》二首表现的史实是完全真实的。因《悲愤诗》二首的真实性已经在丁廙赋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这就宣告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历史争议的结束。蔡琰曾经也是邺下文人集团的一员,其《悲愤诗》二首与曹丕、丁廙同题《蔡伯喈女赋》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同是建安十八年至二十二年间邺下文人集团一次集体性文学创作活动的产物。《董祀妻传》的史料来源,应是曹魏时代项原的《列女后传》而非世所谓《蔡琰别传》。《董祀妻传》记述的蔡琰事迹和创作情况是真实可靠、确切可据的,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