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晏几道词思想内容浅说

晏殊晏几道父子都工小今，大量写闺情，词风委婉。大晏是北宋初期的“太平宰相”，词中多反映上层士大夫的生活情调和思想；小晏是落拓公子，词中多表现下层知识分子的苦闷和抑郁之情，特别是以歌妓为题材的作品，使小晏词在思想内容上达到令词的高峰。     

建国后大湘西行政区期调整得失简析

大湘西的行政区划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持续性的调整之中。从民国初期,辰沅道一道管辖湘西19个县,到民国末期湘西分属于三个行政督察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湘西一个行政区管理永顺、沅陵、会同三个专区23个县,到1997年形成了一州两市的格局。这种调整从行政区划地域来说,是一种由大变小的趋势;从行政建置来说,是由少到多的设置。随着行政建置的变化,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也相应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对当地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重估一切":初期新诗的语言表述考察

初期新诗是汉语新诗的最早形态,其语言内质是后来任何一种新诗语言形态的必然追溯,因此发生学的意义大于本体论的意义.语言媒介的混杂、外在目的的催生,以及在矫枉过正思维支撑下的对传统汉语诗歌历史延续的彻底拒绝是,导致初期新诗语言繁乱的主要原因.初期新诗很好地完成了告别传统语言表述形态的任务.     

认同与建构：蒙元时期语文建设的历史考察

语文建设对蒙元时期的群体性认同产生深远影响。畏兀儿蒙古文的选择和使用促进了蒙古民族的认同形成,八思巴字的创制试图构建超越性的国家认同,北元时期的语文规范化建设最终形成了蒙古民族的现代认同格局。蒙元语文建设具有一定的历史启示意义。     

土肥义和及其《八世纪末期-十一世纪初期敦煌氏族人名集成》

本文简要介绍了日本敦煌学研究耆宿土肥义和的略历,并对其编著的《八世纪末期-十一世纪初期敦煌氏族人名集成——氏族人名篇、人名篇》一书的内容和成书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1945-1948:福建文人与台湾文学

本文透过福建文人叶明勋、王新民、欧坦生等20余人之赴台或涉台活动的史实,简要描述了台湾光复初期福建文人与台湾文学关系的三个层面:福建报人与台湾文坛、福建学者与台湾文学研究、福建的作家和艺术家与台湾的文学艺术创作。     

高潮与高调:国民政府初期时论中的“民族复兴运动”

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过程。但民族复兴思潮发展到"民族复兴运动",则是1931年以后之事。它率先起于民间,本只是"思潮"的一种强化说法,但这种社会意识氛围却正好为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国民党当局所运用。国民党一方面输入传统儒家精神,一方面公开鼓吹独裁救国和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在多种合力推动下,1930年代中期"民族复兴运动"进入舆论论述高潮。这些论述涉及到"民族复兴运动"的总体阐释,也涉及如何结合各自的行业或从事的事业贡献于"民族复兴运动"。时人迫切希望"运动"能落到"实处",但落实不易,"高潮"成"高调"。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政治的重建与整合——以黔东南地区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黔东南地区,中共通过各级组织发动群众重组基层政权,废除了封建的保甲制度,打破了农村传统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和乡村秩序,实现了社会系统各个层面的政治整合,这种上下相通、城乡联系的基层行政管理制度的建立,为农村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固的执政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1949—1955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历经了从边缘走向中心、从隐蔽走向公开,进而发展为常态化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诉求,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在场体现,也深度契合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迫切需求。面对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话语、文本和媒介等现实问题,党和政府通过加强党组织建设以建构话语路径、翻译出版经典著作以建构文本路径、完善本土大众传媒以建构媒介路径等来化解问题,从而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奠定了思想与理论基础,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地区的组织建设,也推进了本土传播媒介的发展与提升,更为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传播的理论探究提供了现实参考。     

从省部级贪官看欲望的舞蹈——荣耀与末路——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的堕落历程

根据透明国际对各个时期我国腐败状况的评价，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即1980—1985年期间，腐败状况在世界54个主要国家中排名为第27位，腐败状况还不太严重，清廉指数为5.13。但是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腐败状况在不断地、急剧地恶化，到了1993—1996年期间，这一排名迅速下降到了第50位，清廉指数为2，43，这反映出这一段时期，由于我国处于经济、政治、社会的转型期，滋生了大量的腐败机会，使腐败得以迅速地蔓延。这一时期，我国处于“腐败迅速蔓延，严重恶化阶段”。但是，最近五年，由于党和国家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并查处了一批具有重要社会影响意义的大案、要案，使腐败蔓延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中国的腐败开始进入“相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