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喀巴中观思想探析

宗喀巴及其所开创的格鲁派对后世藏传佛教的影响是极深广的.格鲁派承袭了印度中观应成派哲学思想,主张性空缘起说,在肯定"自性空"的同时不忽视"缘起有",强调"性空"和"缘起"的对立统一关系.在认识论上把性空缘起与"二谛"理论结合起来,完善了藏传佛教哲学体系.     

藏传佛教在美国传播的田野考察

论文利用作者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访学的机会,对藏传佛教在美国的情况进行采访和问卷田野调查。论文依据田野的体验,分析了美国人接受藏传佛教的自身原因,由此提出藏传佛教在美国和中国的主要区别,并揭示藏传佛教在西方发展的趋势。     

从元代瓷器看汉藏文化交流

元朝统一中国,汉藏两族文化交融的步伐空前加强。在此背景下,内地文物源源不断地输入藏地,对藏族人民的物质、精神和政治生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内地宫廷和民间使用的器物也受到藏族文化的浸染,汉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些文物材料上得到鲜明的体现。本文通过对藏地存世和内地受藏族文化影响的元代瓷器进行梳理,结合图像器汉、藏文史料,从汉藏文化交流和元代西藏特殊政教环境的视角,对元代瓷器所映射的特殊功能进行剖析。     

藏传佛教与近代甘青藏区的社会经济

藏传佛教吸纳印度佛教,特别是华严类与密教类布施理论,强调内财施的精神特质,即无我、无主体性信仰基础上舍财、舍我的布施,使其具有强大的经济资源动员和干预社会经济的能力.在近代甘青藏区,藏传佛教在多样化布施的基础上,吸纳社会财富,并通过寺院经济运营,成为区域社会的财富中心.其影响溢出寺院之外,以其消费能力与剩余资本存量影响着区域社会市场分布.此外,寺院集团的超经济剥削与宗教对农牧业生产的干预,则迟滞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其存在本身,也从一个侧面体现着政教合一制形成的宗教基础.     

藏传佛教价值取向的现世化——以青海省互助县QK村新建嘛呢康为例

青海互助QK村新建了嘛呢康,修建目的源于对留守老人的关怀、青少年民族语言学习和宗教场所的建立;其功能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嘛呢康。这是藏传佛教在当地的适应性发展,或是宗教世俗化的一种表象。本文尝试研判佛教的适应性发展与当地文化生活关系,认为价值取向从彼岸到现世,是藏传佛教世俗化的特征。     

五大宗教在甘肃的传播与发展

甘肃省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省份,现有伊斯兰教、佛教(包括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种宗教。伊斯兰教在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中几乎为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在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土族等少数民族中几乎为全民信仰;汉传佛教和道教主要为汉族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信仰者主要是汉族,有的少数民族中也有少数人信仰。截止1995年底,全省信教人数约为21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8．7％,其中信仰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的人数约为202万人,占全省信教总人口的96％。     

宗教世俗化与藏传佛教

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对宗教的起源、发展及其本质进行科学的探讨 ,就会懂得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宗教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它必然同人类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等各个层面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时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意识形态 ,它会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有所变化。这是因为宗教观念的根源不是在天上 ,而是在人间 ,人间的社会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宗教观念的性质。由于主客观的诸多因素 ,宗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会存在下去 ,而…     

关于藏传佛教文化与构建西藏和谐社会的几点思考

本文结合作者亲临西藏考察的实际情况,就藏传佛教以及藏传佛教文化在建设西藏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当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藏传佛教文化是在西藏有着广泛影响的文化,它应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西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藏传佛教文化必须理性地批判地继承,并在改造中运用。在把藏传佛教文化纳入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之中,为构建西藏和谐社会服务时,必须首先要与达赖以及以达赖为代表的分裂主义集团划清界限。     

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实现过程分析

藏传佛教是一个由许多因素构成复杂的体系。这些不同的构成因素,发挥了神学和非神学两种不同的功能。各构成因素功能及其实现方式受特定历史条件制约;当顺应历史发展时,其功能实现就顺利,佛教就得到发展;否则,其功能的实现就会受到阻碍,而且可能会发生异化,佛教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试论瓦德尔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误读

19世纪末的英国学者劳伦斯·瓦德尔在《西藏佛教或喇嘛教》一书中,从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视角出发来看待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认为活佛转世思想是少数藏传佛教领袖出于维护统治需要而在"似是而非的佛教原理"基础上编造出来的虚假理论,与佛教正统思想大异其趣。他对活佛转世制度的多方面误读,既体现了他在佛教知识方面的局限性,更凸显了他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怀有的妄自尊大态度和宗教歧视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