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发展态势及上海的鼓励政策研究

中国式"新金融"规模不断扩大,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经济增长与实体经济背离,也未能完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当前政策的出发点,不应仅出于控制金融风险而对"新金融"加以限制,更多的还是应考虑如何加大力度引导资金流向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上海"新金融"政策定位,应借助"新金融"体系,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并以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转型为重点,以活跃和繁荣金融机构和中介服务体系为抓手,构建上海"新金融"鼓励政策。     

对大庆市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

小微企业在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壮大接续产业是大庆市转型发展需要破解的重大课题,培育小微企业对加快转型发展意义重大。当前,融资难、融资贵是困扰其小微企业发展的瓶颈,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背景下,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要通力合作,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及时解决其融资需求。小微企业要熟悉政府出台的支持其发展的各项政策,采取多渠道融资策略,满足企业资金循环周转的需求。     

环境风险治理碎片化与社会合作治理机制的生成

环境风险的不确定和系统性决定了其治理机制的灵活性和多元化,而当今的环境风险治理存在碎片化状态,其中以行政规制的碎片化为典型。行政规制的碎片化具有难以克服的内生性困境,这种困境体现为政府失灵状态。为了避免环境风险治理的碎片化,需要发展出一种社会合作的风险治理机制。     

资本约束下商业银行风险偏好选择——基于中小银行的经验

本文以城市及农村商业银行为样本,研究资本约束下中小银行的风险偏好问题。结果发现,2004年我国正式实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后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也随之发生变化,由以前的"资本软约束"转变为"资本硬约束"。资本新规下,受资本的约束与影响,中小银行的风险配置比例有所降低。此外,在资本监管约束效果上,城市及农村商业银行比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显著。     

健康风险与福利需求的多元化——以S省H村为例

目前,关于农民健康风险的研究基本都集中于理论层面,很少有实证方面的研究。本文首先将农户健康风险的来源做了归纳:传统意义上的风险性环境和人自身具有的健康禀赋;以S省H村为例,分析在面对多种来源的健康风险时,国家和农民从事前和事后两个方面是如何应对;并根据健康福利来源的差距,对国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分析,认为农户对健康福利的需求是多样的,只有多样的健康福利才能应对并缓解健康风险对农户的冲击。     

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风险防控问题研究

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为农村金融注入了活力,但也存在道德风险和经营能力风险。近年来,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在我国农业与农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正规资金互助组织发展缓慢,出现了大量未经银监部门批准、蕴含较大风险的资金互助组织等。应从营造制度环境、拓宽资金来源、改革外部监管机制与内部控制机制等方面采取措施,增强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防控风险的能力。     

网络风险事件中的集体行动研究

风险事件中,集体的利益受到危害更容易引发"集体维权""集体抗议"等群体性事件。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表现出与传统集体行动不同的特点,风险事件的爆发是网络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网络相对自由的环境和平台为公众提供了发泄不满情绪的空间。群体成员通过构建共同身份、集体造势等情感动员的方式聚集起来,以集体行动为抗争剧目,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影响网络舆论的走向以达成其行动的预设目标,并将该影响从网络延伸到现实,最终建构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     

基于互联网金融发展谈小微企业融资模式创新

我国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为小微企业提供了生存空间。但这些企业在融资方面却陷入成本高、渠道狭窄、政策支持不到位等困境,又阻碍了小微企业的发展。互联网金融以成本低、效率高、覆盖广、发展快等特点为小微企业提供了融资便利。本论文以大众筹资、P2P网贷、第三方平台和电子金融机构等融资模式为出发点,研究互联网金融与小微企业的创新模式。     

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路径分析

愈加复杂化的社会环境使得公共危机出现常态化发展趋向,在政府力量不足以应对的现实情况下引入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成为必然。但是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内外环境的不利因素仍制约着其优势的充分发挥,需要通过与政府建立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并完善法律法规、提高社会参与积极性、充盈非政府组织的人力资源、提升非政府组织的财务管理能力等措施促进我国非政府组织有效地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农户收入风险与生产行为:一个文献综述

由于缺乏事后处理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常常通过保守的生产行为来避免收入风险的发生.对农户收入风险与生产行为关系的研究是近年来国际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现有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收入风险对农户技术选择、多元化经营和相关制度安排的影响;风险态度和消费平滑机制对收入风险与农户生产行为关系的影响;减少收入风险消极影响的政策措施.这些文献在理论建模、经验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在生产风险测量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