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裁量权膨胀条件下的“行政合理性”原则——兼论行政合理性原则在现代行政法中之地位

现代行政主要表现为自由裁量行政 ,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膨胀条件下 ,行政合理性原则在行政法中地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系统考察了行政自由裁量权扩大的社会原因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提出、发展过程 ,尤着力探寻讨论了行政合理性原则作为当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法理基础 ,提出在中国现时代的行政法治建设中 ,只有全方位强化、倡导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双重监督与法理性监控 ,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法治才能在实质上得以落实     

近年来清朝《理藩院则例》的整理研究概况

本文将近年来学术界对清朝《理藩院则例》的资料整理、研究概况,作一简要回顾,主要对其名称出现的时间、与《蒙古律例》的关系、体例版本、性质等有争议的问题作了阐述,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对《理藩院则例》的关注。     

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思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特别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为我国发展私营经济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从实践标准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能够增强国家的凝聚力。目前,要发展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关键是采取正确的政策取向,应促进个体私营企业数量上的发展和质量上的提高,调整产业政策促进个体私营企业生产经营水平的提高,还要加强对个体私营企业的各项行政法规管理     

论BOT方式的法律问题

BOT方式是一种系统工程,其运行涉及两类合同,一是BOT合同,二是BOT合同的辅助合同;从法律性质上分析,前者属于涉外行政合同,后者属于经济合同。BOT方式涉及多方当事人,政府和项目发起人之间的关系属于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政府与项目公司之间的关系属于行政管理关系,项目公司与承建公司、原材料供应公司、贷款机构、经营管理公司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合同关系。我国目前的BOT立法存在着法律阶位过低、条款相互矛盾和对BOT含义理解不适当等缺点,为尽速改善我国BOT投融资环境,制订高阶位的BOT法已成为当务之急。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组织的功能和权限范围不断扩大,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裁量权也随之增加。因此,探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原则

作为行政权行使过程中一项相对独立的法律制度,行政强制执行必须遵守下列原则:人权原则、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制衡原则、正当程序原则、救济原则、合作与协作相结合原则。     

浅谈电视谈话节目中主持人的倾听艺术

电视谈话节目以面对面人际传播的方式,通过电视媒介进行大众传播活动的一种节目形态,其追求的是以人际传播形式完成大众传播活动。在谈话现场,人际交流与沟通的效果直接决定着大众传播的效果。谈话节目主持人理所当然要利用电视传播这一人际交流的优势,使主持人、采访对象、受众完成思想的沟通和情感的交流,让节目更具有亲和力,让受众更有参与意识。而要使采访活动取得这样的良好效果,就必须特别注重采访过程中的倾听这一基本环节。电视谈话节目通过人际传播来实现大众传播,所以人际之间交谈中倾听的特点在谈话节目中出现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行政规划中的公益权衡及以人为本的法价值指向——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例的分析

行政规划是一种特殊的外部具体行政行为,会直接影响特定公众的重大利益。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行政规划必须解决好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与权衡,关键是要确立起以规划区域内所有相对人的生命健康利益为本的法价值指向。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突出反映了我国以往的行政规划在此价值取向方面发生了重大偏差,为此必须建立健全科学的利益表达机制,坚持行政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原则,切实贯彻实施以人为本的法价值观。     

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制定规则的规范进路

名录制定行为是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制度建构和完善的核心议题。实证研究表明,名录制定规则存在着制定主体泛化、制定依据内部结构失衡以及制定程序正当性不足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的逻辑起点在于明确名录制定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制度功能。分析发现,名录制定行为不能通过行政过程论得以判断,也不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而是一类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抽象行政行为,只能附带对其实施司法审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制度具有精准规制、共享信息等制度功能。规范进路安排方面,名录制定主体的正当性可以通过事后备案方式得以加持和补强。在明确技术依据和法律依据各自定位基础上,实现它们之间的结构均衡。需要结合地方实际才能提升技术依据的可操作性,但仍需对地方实际实施必要的再规制。按照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正当程序要求,完善名录的制定程序。     

论我国核损害赔偿纠纷行政调解机制的构建——基于对日本立法和实践的考察

完善核损害赔偿程序机制是我国核领域立法需考虑的重要课题。核损害赔偿案件通常具有损害范围大、损害持续时间长、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复杂等特点,要求纠纷解决机制具备高效性、专业性、成本可接受性、公正性与权威性等性能。我国现行纠纷解决机制难以充分满足这些要求,建立核损害赔偿纠纷行政调解机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参考日本经验,我国可建立由国家核安全局主导的核损害赔偿纠纷行政调解机制。该机制应从调解机构的组织定位与职能配置、人员构成、调解程序与费用安排等方面进行设计,以保障其解决核损害赔偿纠纷的能力、效率和成本优势;应定位于可供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并通过与司法机制的有效衔接来增强其调解的效力,保障当事人能够获得充分救济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