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才有位 有位必有为——对党政干部选拔任用的思考

<正>一、干部选拔任用体制的现状1、标准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在干部选任过程中,如果用抽象的、笼统的、空泛的原则作为选人标准,缺乏具体的条件规定,就会给选人用人者留下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其过强的主观色彩会造成"说你行你     

中美刑法裁量研讨会在重庆大学隆重召开

由重庆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筹)与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美刑法裁量问题研讨会,于2011年5月17日在重庆大学隆重举行。重庆大学法学院和西南政法大学的部分博士生、硕士生代表近100人参加了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中方学者和嘉宾有: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曾康副院长、重庆市一中院刑二庭吴雯庭长、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盛宏文副主任、重庆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德敏教授、     

气象执法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自我控制

分析了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具体特征和气象执法中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的若干表现,探讨了在气象执法中,为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必须加强自我控制及自我控制的手段和措施,主要有对自己的行政行为负责、推崇无起诉和胜诉制度、严格内部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和对自由裁量实行再裁量,明确了气象执法中合理适度的使用自由裁量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行政诉讼调解勃兴之三重动因

在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在实定法上被明确禁止,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方兴未艾。从行政诉讼调解的三方主体着手考察,其勃兴之动因在于: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使行政主体对调解事项具有了处分权,这为其提供了可行性基础;最高法有关能动司法的倡导,为人民法院开展行政诉讼调解提供了权威理论支持,这为其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行政相对人主体意识的萌发以及制度选择的需要为其提供了必要性基础。     

科技发展对环境刑法适用的影响分析

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科技发展与环境刑法适用之间的关系。探讨“科技发展与环境刑法适用”源于对“科技与犯罪”的关注。一个系统的分析显示,环境刑法不能独立于当代科技发展水平独立适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罪与非罪的判断,包括环境犯罪罪名的创设;二是影响此罪与彼罪的认定,个案的裁判理由应具有科学上的依据;三是影响环境刑罚,包括环境刑罚刑种的配置以个案中刑事责任大少的具体裁量。     

论塑造罪刑法定的刑事司法品格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经历了长期而又艰难的考验与争论后,在中国立法史上取得的阶段性胜利。然而,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最终实现却依赖其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适用。目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适用中还存在着种种缺憾,为了克服罪刑法定司法化的障碍,其理想设计即是规则与解释和裁量的平衡适用。塑造其坚持在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代价中的人权保障与罪刑法定原则框架下的社会保护相统一的刑事司法品格,从而树立起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法治领域内的权威,使其名符其实地成为刑事法律中的帝王规则。     

基于地方规定的调解与诉讼衔接问题研究

行政纠纷因行政机关管理行为而起,行政机关有义务先行处理行政纠纷,而不应当将自己引发的纠纷全部甩手给法院,应充分利用行政调解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的优势,减轻人民法院的负担。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定,行政调解制度虽在我国遍地开花却五花八门,但无论如何都不应否定行政调解独立纠纷解决渠道的地位。另外,出于对相对人诉权的保护,调解与诉讼的衔接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可从受案范围与效力衔接两方面切入。以合理性、合法性作为行政调解与诉讼受案范围的区分标准不符合实践,而应以裁量行政行为作为调解、诉讼受案范围衔接的纽带。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在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具有确定力,法院应对其所涉的有效事项不再处理,巩固行政调解的成果,避免行政与司法的资源浪费。     

非犯罪化的制度实现与风险控制——以侦查阶段为视角

非犯罪化是指在刑事立法或者刑事司法过程中,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加以处罚的行为不再视为犯罪或者不作为犯罪处理。根据实现方式的不同,非犯罪化可以区分为法律上非犯罪化和事实上非犯罪化。鉴于未来我国犯罪圈的适度扩张,法律上非犯罪化将前景式微,而事实上非犯罪化则为刑事司法的应然选择。当前,我国侦查阶段非犯罪化的实现路径较为局限,从而导致了实践中非犯罪化的"超法规实现"。未来应当在侦查阶段赋予公安机关以微罪处理权,适度扩大非犯罪化的裁量空间,并通过保障刑事裁量的参与性、注重刑事裁量的说理性以及强化刑事裁量的救济性等方面有效控制侦查阶段非犯罪化的潜在风险。     

法官的选择性司法行为——以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司法鉴定为例

系列案例研究汇同社会学调查数据表明,在我国环境侵权诉讼过程中,部分法官具有鲜明的排斥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转而求助于鉴定结论补强判决合法性的倾向。学术界一般认为,由于法官自由裁量权而产生的选择性司法行为不具备组织性与规律性的特点,其影响是局部的,因此,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对法官的选择性司法行为并未给予充分的重视。运用法官效用函数的分析框架,借助博弈论的基本方法,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此种选择性司法倾向产生的原因,并分析当前几乎形成公论的改革建议存在的潜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