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史上的失踪者:晚清豫派律学家群体考论

清代作为中国传统律学的最后发展阶段,官私律学均异常发达,形成了庞大的律学家群体。晚清时期,刑部律学异军突起,内部出现了豫、陕两大派别。晚清豫派律学家由于史料难觅,长期成为法律史上的失踪者。根据《清代河南进士名录》等材料进行梳理考证,探寻晚清刑部中豫籍法律人物的基本情况,尝试重构豫派律学群体的基本面貌,可以发现,晚清刑部地位的提升为刑部律学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河南较为深厚的历史传统、同光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及豫派律学家自身努力等,是豫派律学形成的重要原因。豫派律学家重在"研制法例,明慎折狱",重法律实践,轻律学著述,深受理学思想影响,儒者之刑名逐渐落后于时代,致使他们长期被历史埋没,成为法律史上的失踪者。     

文化守成与制度更新

自从百余年前国家溃败以来、我们的文化传统便受到严重的挑战。陷入文化的危机。危险来自两个方面：一面是对传统失去信心和耐心的所谓全盘西化派,     

海派文学与地缘文化

海派文学是上海诞生的一种文学类型,但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文化,而是代表了中国近代以来文学现代化的一种方式。因为这种现代化的方式有别于传统文学,而且,海派文学发展过程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粗鄙化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海派文学的另一面就是生动活泼。但由于传统审美观念的惯性,海派文学至今依然带有贬义,其积极方面还没有在文学史研究中得到应有的认同。     

感伤的都市色调--中国新感觉派小说解读

中国新感觉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形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一支重要的文学流派,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为代表作家。本文试图以二三十年代大上海的都市背景为切入点,在分析上海这一大都市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新变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地挖掘一种都市物质文明形成的时候,物质对人的挤压,人在都市中的生存状况,以及商业时代物质丰盛给人造成的种种异化情形。从而分析新感觉派作家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城市与人的发展的悖论:现代化给人带来了物质的享受同时也掠取了某些人的灵魂。这矛盾状态中生存的都市人,新感觉派小说中所呈现的都市也染上了一层浓郁的感伤色调。     

“战国策派”研究的历史还原与价值突围

学术界关于"战国策派"的内涵、成员、聚合、刊物、外围等问题依然模糊不清或者莫衷一是。至于它与《民族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法西斯主义、国民党的关系等等,更显得神秘混沌。因此,"战国策派"亟需得到辨析和考证。学界意识到"战国策派"具有综合性、多学科的特质,却忽视了它的流变性、阶段性的特征。同时,"战国策派"的研究仍未能摆脱固定的模式,尤其是左翼思维模式。要把握"战国策派"真实的状况,必须在立场上超越、价值上突围,跳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预设框架和思维模式,回到历史现场和历史语境中,从原始刊物入手还原"战国策派"的基本史实,并对关键性的问题进行考查论述。     

新青年派对青年人生观的重塑与现代价值

社会转型对青年人的影响具有历史的共性。20世纪初,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为主体的新青年派主张青年人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要以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追求幸福、承担社会责任。当前,我国社会正进入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转型期,但新青年派的人生观对青年人生观的影响仍然存在。新青年派的人生观主张既反映了转型期社会的特点,也反映了转型期中青年人应该具有的人生观,因此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 视域内的“形式”概念

正一、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概念:线索的清理20世纪初期,象征派统治着俄国文坛,传统学院派的文艺学更是一路奉行着折衷主义,方法驳杂,没有一块专属于诗学本身的净土;文学看起来什么都是,可以是文化史,可以是社会学,可以是历史学,却独独不是"文学"。巴赫金描述了这种不着调的状况:"多少年来,无论什么东西都可归之于文学史,从最深邃的哲学家,直到研究普希金是否吸烟,用什么工厂的烟草。"①一些年轻人不满于此,带着一篇篇"讨伐檄文",以战斗的姿态登上文坛,向以波捷勃     

“中阶文学”概念与雅俗文学界限的打破

目前,国内学界常将一些介于雅俗文学之间的作品(比如无名氏、徐訏等人的创作)误认为是打破了雅俗文学的界限,对此需要加以澄清,并用一种"中阶文学"的新概念加以定义。同时,随着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属于这个文学(文化)类阶的作品正越来越多,因此,有必要介绍和引进这一重要的理论新术语和新思路。判断一部作品是否"中阶文学",在于其是否具有传统伦理道德观或中产品味,并将此(庸俗化的、保守的、过度感伤而显得做作的)品味美化,投诸于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判断和呈现。     

无文字时代的历史和文化如何进行研究?

正自从20世纪初年"古史辨派"开启全面地疑古思潮以来,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夏商周三代都成为存疑的主要对象,神话时代或传说时代的命名,就是从那时一直遗留至今的。后来殷商甲骨文大量出土,王国维根据甲骨文金文资料提出重新考察上古历史的二重证据法,出土的文字资料成为重建失落的历史的有力依据,使得商周两代的存在得到证明。但没有找到出土文字资料的夏代,是否真的作为     

明代前七子派形成时间考

明代前七子派成员主要有"四杰"、"七子"、"七才子"、"十才子"等并称,由这些并称可知前七子派以"四杰"为中坚,其中李梦阳、何景明为首,边贡、徐祯卿次之,其他皆为羽翼。而前七子派的形成可以说是一个其他成员向李梦阳聚拢,与其交接,彼此影响的过程,因此以其领袖之一何景明和七子中最后登场的徐祯卿的加入为关键点,通过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考察得出前七子派初步形成于弘治十六年(1503),最终形成于弘治十八年(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