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经历了三次转型,多种"新史学"次第登场,旧传统崩塌,新传统难以确立,以致当前的中国史学在理念、结构、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式乃至表述形式等方面,均打上了深重的外来印记。中国史家越来越离不开欧美史学的模式及启发,同时也感受到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文化压力,由此引发"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政治和学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多重博弈。为了走出困局,中国史家纷纷设想以多种方式构建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冲破欧美史学的笼罩。然则要在当今学术全球化的时代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不得不继续借用来自欧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必须取得能为欧美史学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这一悖论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     

作为“自然史”记录的景观图像——明清时期“中国景观”在西方出版物中的插图绘刻研究

明清时期的西方出版物中关于“中国景观”的插图,实质上就是透过“西洋镜”发现中国的自然史图像记录,其借用“他者”的眼光来反观中国景观的自然形态与社会文化变迁,由此“图像史·景观史·艺术史”藉由“绘画/制图术”这类视觉工具而得以联结。可以说,彼时的欧洲人应都相信这些图像所承载的神秘异域的镜像与想像就是“真的”。这些插图极大地唤起了西方对中国、对东方文化的本能好奇心和浓厚兴趣,亦具有萨义德意义上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对中国“描绘与想象”的文化表征。而且,这些插图以“另一种目光”为已流逝的中国景观保留了珍贵的记忆痕迹,亦可为当下批判性景观设计传承提供文本依据。     

论西方国家城市化的历史经验教训

城市化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而实现城市化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并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城市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同时,也可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和造成某些严重后果。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从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从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圆点领导

本文认为圆点是事物的一种存在壮志，从圆点视角看领导活动，圆即领导艺术的最高境界，既是一种领导手段，也是领导结果，当然要处理好圆与方。圆与非圆等关系，从而赋予领导活动以深厚的哲学底蕴，这是颉有创意的。黑格尔曾把哲学史的发展过程，比喻为圆圈，他说：“哲学的每一部分都是一余哲学全体，一个自身完整的圆圈，但哲学理念在每一部分里只表达出一个特殊的规律性和因素，每个单一的圆圈，因它自身也是整体，就要打破它的特殊因素所给它的限制，从而建立一个较大的圆圈，因此全体便有许多圆圈构成的大圆圈”（黑格尔《小逻辑》第56页）这对我们深化此文的观点，或有所禅益。     

西方国家财政预算制度的特点与启示

我国财政预算制度,目前尚有一些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地方.例如,预算编制的理念不明确,财政收支的完整性、统一性和平稳性不协调,预算方式过于粗放,预算过程公开性不足等,致使公共财政的功能"越位"和"缺位"同时并存,以致一方面是财政供给范围过大、包揽过多,特别是向竞争性生产建设领域的过多延伸,超出了政府的职能范围;另一方面,应当由政府承担的一些社会公共需求却无力保障.     

中国政府预算制度演变与西方经验供鉴

中国式改革的特点之一，是政府推动型改革。这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关键，不仅在于政府已经做了什么和能够做些什么，更在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否规范，市场能否通过政府预算制度这一基本手段去决定和约束政府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政府预算制度改革，是规范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步骤。     

沈文荣：向上的农民力量

沈文荣这个震撼了欧洲大陆和钢铁世界的人,一直是西方媒体的主角, 因为他是中国力量的缩影投机者和戏子能够成为短暂的“名人”．却因无力推动社会前进,而没有经久的影响力。做企业是力行者的事业。一种伟力,在那些敢想、敢为、负重、淡泊而坚定的企业家身上聚集,推动社会前进,产生巨大的激励。沈文荣就是这样一个聚集着伟力并产生巨大激励的人。没有什么特权与政策优惠可以倚仗,他硬是把一个靠45万元集资建设的镇办作坊发展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探析

在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时,突破了这一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二维论”的认识局限,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既由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基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丰富养料,又借鉴了西方进步文化合理要素的“三维论”。比较系统地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进步文化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直接和间接相关的系列思想理论,从而回答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何而来、为何如此等重大问题,使人们在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西方文论研究与翻译视野

近期,国内的西方文论研究开始出现反思趋势,西方文论本身也成为反思对象之一。反思过程中出现了对西方文论的一些误读,原因之一在于部分研究者可能忽略了自身研究奠基于译文之上的事实,将译文直接等同于原文,因而也可以说是翻译视野的缺失。在西方文论研究中引入翻译视野,即意味着基于译本进行的文论研究须与译本拉开一定的距离。翻译视野又包括转换意识、语境意识、差异意识三重内涵。转换意识即意识到译文是语言转换的结果,同时意识到由转换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性;语境意识是指意识到西方文论扎根的特定时空的文化形态及理论家的认知形态;差异意识是指对原作与译作所处时空差异的意识。翻译视野促使我们主动去了解西方文论在原语语境中的起源及发展,辩证地探讨其在译语语境中的适用性,有助于我们在西方文论译介热持续上升的今天,真正深入地理解与反思西方文论的内涵,更好地吸取其精华,批判其糟粕,推动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建构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在马尔萨斯理论的影响下,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不承认自然的极限、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和生产主义,并将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对立起来,他们的这种观点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超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而创立生态思维方式,形成了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生态自然观,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资本的全球化所造成的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衰竭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的中断,提出只有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合理协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