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自我反思与交往理性--哈贝马斯与精神分析的关系问题研究

哈贝马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批判和吸收,是构成其社会批判理论学说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哈贝马斯提出的几个重要概念,如“深层解释学”、“自我反思”等概念的考察分析表明,精神分析学说与哈贝马斯的理性哲学有密切关系。哈贝马斯有关精神分析的论述既是其试图综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与当代解释学的理论努力,也是其走向话语交往理论的前奏;而其最终目的则是通过对精神病人的解析,来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人性压抑的社会现实。我们既要肯定哈贝马斯的这一理论尝试,又要看到其中的不足和缺陷。     

大数据时代人的主体性发挥:从哲学思辨到创造性实现

传统认识论哲学从知识出发而不是从人出发,形成对人的主体性的僭越。解释学强调文本的意义对任何能阅读的人是敞开的,作者的主体性在阅读中重现;著作自己创造了读者,也创造了读者的主体性。对文本的解释模式,超越文本的存在延伸到所有的社会现象,包括对人类行为的观察、记录、解释和预期上。大数据时代无论是通过分析行为记录精准描述一个定在的"我",还是通过设置优先级塑造、书写一个合乎自我与社会期许的未来的"我",都具有实实在在的可操作性,为创造性实现人的主体性提供了条件。知识论与解释学方案共同发挥作用,能真正使人在认知世界的基础上,构筑起自身的主体性,使人成为人自身。     

解释学视域中的新闻传播学

解释学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如今它正在广泛而深刻地渗透到许多研究中,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发挥积极作用。解释学的一些原理,对于新闻学的研究(例如文本的呈现、表达和理解),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新闻传播学应从解释学中汲取思维资源,才能更加强劲地成长。     

法治经济的理论表达:规范视域的经济法学体系

经济法成熟的标志是已建立一套具有稳定性和适应性的法律规范体系。问题导向的经济法研究范式揭示了经济发展的制度需求,对经济政策进行了制度性解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造成经济法学体系的"法律空洞"。在法治经济要求下,必须建立引领和规范经济运行的经济法规范体系。以规范为基础的经济法学必须对已有理论进行系统化的规范性解释,为经济法规范体系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为此,必须言说经济法学总体论、结构论、功能论的解释体系,对经济法的制度背景、制度构成、制度实施进行体系解释。     

体系解释的反思与重构

体系解释作为通过建立理解的语境进行解释的法律方法,遭遇到解释学循环的难题.通过对体系解释进行诠释学的反思,体系解释中的解释学循环由方法论走向了本体论,体系解释的过程势必是解释者前理解结构参与下的理解过程,成为理解的螺旋上升过程.因此,体系解释所依赖的法律体系势必是需要解释者进行价值评价的开放体系,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法律文本含义的稳定性,从而以读者权威取代文本权威.为维护法律文本的权威,体系解释的目标则由法律文本的协调性走向解释者价值评价的融贯性,要求解释者采取一种建设性的解释态度.     

马克思哲学:从实践哲学到"实践的解释学"

理论界多将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实践哲学,但是这种理解容易造成对"实践"概念理解的无意识,使实践概念本身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变成"实践的"形而上学.这种实践的形而上学是对以往以"解释世界"为特征的"理论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和"颠倒",但"颠倒"的形而上学仍然是形而上学.我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应该理解为"实践的解释学",它是实践哲学的深化和发展,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对实践概念本身的反思和批判,它着重分析实践的可理解的"前结构"和对"实践的理解",这与马克思对实践概念和实践的理解的强调是一致的.同实践哲学相比,实践的解释学使实践概念摆脱了总体性的"理论"形态,呈现了开放的、历史的特征.     

走向政治解释学——伽达默尔后期思想中的世界主义眼光

本文认为,伽达默尔整个学术生涯有一种走向政治解释学的倾向,不仅仅限于其早期,还包括其后期.它深受西方古代实践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影响,这种实践哲学和古代的政治学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伽达默尔后期明确地将它纳入到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中,突破了原有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局限,从而使其意义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并从一个方面将解释学的普遍性追求同全人类的自我拯救和自我解放联系起来了.     

论中西古典解释学的言说范式差异

中西古典解释学在各自发展过程中,言说范式表现出诸多差异:中国解经者在恪守文本"原意"的同时,并不排斥在理论上发经典之微言大义,西方解释学者对于经典的解释限度则有着严格的自觉意识;中国学者认为解释对象与解释主体无法分开,本体是一种自我呈现,而西方学者将解释对象看作一种客观的实有,需要解释主体去探究其真实;中国的解释学以汉字字形作为考据中心,以形义的统一为线索,注重现实人生,倾向政治伦理教化;西方解释学以语音为考证的核心,侧重语法的分析,着重阐释上帝的神意与理性的逻各斯之关系,宗教神学色彩浓重,且强调"圣灵感动",等等。这些差异的形成源于二者所处不同历史文化与学术背景等综合因素。     

西方诠释学的东渐及其效应——洪汉鼎先生访谈(下)

黄小洲:据您的了解,您认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请问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洪汉鼎:我们最早接触诠释学的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编的《哲学泽丛》,早在1960和1970年代,它就发表了一些从苏联翻译的哲学论文,其中讲到了诠释学.广州大学有一位青年学者作了考证:在《哲学译丛》 1963年第9期刊登了由水羊木先生翻译的德国学者O.贝克尔所写的《艺术审美尺度的超验问题质疑:H.-G.卡达穆尔〈真实性和方法·哲学诠释学纲要〉》一文(卡达穆尔即伽达默尔),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最早介绍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文章.注意啊,这是在1963年,也就是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出版后才三年,我们就有介绍了.此后,在1970年代,《哲学译丛》陆续发表了一些翻译过来的苏联学者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所以说,引入解释学的年代可以上溯到19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