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的“中国形象”及其乌托邦价值

17世纪以后 ,中国与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的高潮。来华传教士们通过他们的书信、报告、著作、回忆录以及翻译中国典籍 ,把一幅关于中国的“肖像”展示在欧洲人面前 ,大大增加了欧洲人关于中国和东方的知识 ,开阔了欧洲人的世界图景。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中国文化对启蒙思想家的激励和影响 ,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和评论 ,构成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蔚为壮观而又意蕴无尽的文化景观。在启蒙时代 ,中国成了欧洲人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王国”的一个典范。这种典范或“乌托邦”发挥了巨大的参照系的功能 ,对他们的社会改造方案起到了示范作用。中国的典范或“乌托邦”在启蒙时代激励了欧洲人对“理想王国”的向往和追求。     

中西哲学比较的前提反思

“哲学比较”之所以需要进行理论上的前提反思,是因为前提的未经审视只会为任意和武断大开方便之门,从而使通达特定民族精神的整体及其根本不再成为可能。前提反思意味着要去追问：哲学比较将从何处起步、进入怎样的理论视域以及采取何种基本的理解方式,才可能具有真实的效准？所谓“真实效准”,是指依循必要的原则和尺度,以不断增益确定性的方式,使哲学比较的各方面有效地保持在同整体及其根本的有机联系中。第一,“开端的本性”对于比较不同哲学思想之传统来说具有极端重要性。如果说特定的哲学开端意味着特定精神类型的指令和定向,那么这样的命运性肇始便引领着并且规模着特定哲学的整个历史性进程。第二,在现代世界的处境中,实际发生的哲学比较不能不一般地运行于西方哲学的坐标之中,并且不能不一般地采用现代话语的形式。因此,除非西方哲学的“自我批判”能够被明确地意识到并决定性地进入比较的视域中,否则就不可能为客观地理解古代哲学和东方哲学提供真正的基础。第三,就像哲学比较运行其上的立场要能够批判地获取一样,使比较得以开展并由以进行的“解释”也须摆脱它的天真状态。当代解释学的基本目标是要求去掌握“超越一切主观意义的现实”;必须根据这...     

在风险社会中看真理与意义

在实证科学的视野中,“真理”与“意义”也经常被还原为“事实”与“价值”的问题而进行讨论。不过,当我们使用真理与意义的概念时,是在认识过程中而不是在结果中去思考的;在使用事实与价值的概念时,所考虑的则是实践上的安排问题。近代以来在哲学上的几乎所有争论,最终都可以被归结为关于真理与意义的意见交锋,而事实与价值方面的考量更具有从属的性质。其实,认识真理与把捉意义的过程是应当放在不同的框架中的,认识真理是在认识论的框架中进行的,而把捉意义则应在行动的框架中展开,更多的是通过“领会”“体验”把握意义。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认识真理会遭遇可能性的问题,而把捉意义则是现实的,而且在无法获得真理而又必须行动的情况下,也只有依据意义去开展行动。     

认识主体性理论的逻辑进路:从笛卡尔到伽达默尔

主体问题是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史的重要的哲学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随着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而不断得以深入。人类对于该问题的探讨经历了从主张主体只是上帝保证下的认识客体面前的消极“沉思者”或“旁观者”的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大陆唯理论的主体观,与认为主体只是认识客体面前的被动“反映者”的以洛克为代表的英国经验论的主体观,到主张主体在认识客体面前是一个积极“能动者”的康德的批判主体观,再到认为主体的认识结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结构,在这种动态的发展中,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达到融合统一的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主体观的演进,从而展现了一条认识主体性理论发展的逻辑进路。     

西方理性主义时代的解释学——在语法和批判之间

早在理性时代和启蒙时代(17、18世纪),西方解释学的哲学化进程就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不是等到施莱尔马赫出现以后。理性主义时代的解释学集中体现在丹豪尔的普遍解释学、克拉登尼乌斯的教育解释学、迈耶尔的符号解释学以及宗教的系统内的虔信派的情感和应用的解释学。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突出了解释学的普遍性,具有深刻的时代特点。     

"化境"之探——从解释学角度剖析诗歌翻译中的"意图"

本文首先从西方解释学的角度论证了诗歌翻译中"作者意图"的不确定性,进而探讨树立诗歌翻译新标准的可能性.通过比较西方认识论中的"两元"体系和中国传统诗学的"三元渐进论",以及对汉诗英译的两个个案分析,得出结论:诗歌翻译不应仅仅局限于对语言符号的机械性解释,而应该综合考虑诗歌内容、创作背景和表达方式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达所谓的"化境".     

法理学: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论证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范式转换与拟古创新:解释学视野下文本阅读的路向

对建设中国解释学的讨论由来已久,但中国解释学的本体论价值和知识谱系囿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及近代哲学本质主义的束缚,知识界往往将中国学术置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背景下进行审视,中国解释学的解释方法和研究路径被遮蔽在近代的误读之中,从而致使对其认识不足.如何沟通中西共有的诗心和文心,在建立中国阐释学的历程中,以超越单一文化内部的跨文化沟通,用科学的理论连接历史与语境的心理鸿沟,通过主体性的生命体验展现文本阅读的广阔空间,互补与互证是走向诗性圆融的必由之路.     

理解循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运行逻辑

建立在人类存在根基之上的人类理解活动,有着许多与人类生存和发展进程相类似的性质和特点,理解循环就是其中之一。理解循环分别是以文本、自我和理解自身为中心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理解(含解释和运用)的性质和特征,由此它也就呈现出与理解循环相匹配的不同的发展阶段。无论是理解循环,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呈现出来的不同阶段都是由事物自身的矛盾和发展逻辑所决定和支配着的。揭示和把握其中的矛盾运动特点及运行逻辑,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健康发展。     

《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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