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则解释到文化视野——知识产权法学分析工具的演化

如何获得对知识产权法的认识,这是法学研究者的基本问题。从规则解释到文化视野的演变过程,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专属于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但这一过程如何在其中实现,则仍然属于研究者基本问题的构成。正是由于知识产权以人类本身的智慧产物为客体,便使得跳出法律学解释的禁锢、以文化以及人文新视野来观察这一科学,更显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意义。     

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天的哲学”的解释

现代新儒家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经学解释与"天的哲学",塑造了汉代思想的特性,影响到先秦儒家思想在发展中重要的转折,在思想上的意义特为重大.徐复观从解释学的角度研究董仲舒之公羊学的建立,揭示其经学解释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的天道与社会政治人生之道贯通起来,构成了天的哲学;天的哲学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徐复观的解释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阐释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个性人格对他思想形成的影响;二是同情理解董仲舒其人及思想,一方面能深及他思想建立的动机和目的,另一方面能抉发专制政治对他思想的歪曲利用与后世小儒对他思想的片面发展.     

一种苯环定位规律新的简便的理论解释

现今各种版本有机化学书中,关于苯环定位规律的理论解释基本上都是采用共振论方法解释的[1,2,3,4]。笔者经多年思考、研究,提出一种简便易懂的苯环定位规律理论解释法。通过5年的教学实践应用,效果良好。     

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的解释论证成及其界限

网络平台的著作权审查义务孕育并脱胎于注意义务。尽管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网络平台的著作权审查义务,但其在规范上存在解释的可能性。如《民法典》第1195条蕴含着平台对通知中初步证据的审查义务,第1197条“应当知道”中包含平台对特定内容的审查义务。为明晰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的合理界限,我国宜基于解释论立场,从类型化认定思路出发,构建网络平台基于通知的事前审查义务,同时在比例原则下动态提升其事后审查义务的主体范围、审查对象及审查程度。     

自然定律的形而上学解释及其问题

阿姆斯特朗等人反对以刘易斯为代表的自然定律的常规理论,提出了形而上学的自然定律观,将自然定律看作一种必然的关系。然而,形而上学定律观也遇到了许多批判,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疑问。     

论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困境及其民族主义根源

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一直发展滞后,呈现出地区内在结构相互牵制、政策立场差异大、共有理念缺失及军备竞赛加剧等表现形态,这种状况导致了地区安全形势更加敏感和脆弱.本文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入手,通过民族主义关于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对国家外交政策影响路径的分析,来解释当前东北亚安全合作困境的症结所在.     

进化解释的两种模式

无论是按照动力学模式,还是按照统计学模式来重构进化论,都不能完全反映进化生物学家的实际工作.进化生物学家不仅要求关于群体遗传组成变化的解释,也要求关于表现型性状与环境关系的解释.动力学解释和统计学解释不能相互替代,没有理由把其中的一种作为进化解释的唯一模式.进化论的目标不是单一的,可以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模式.     

美国的Charming Besty原则与WTO协定的内国效力

根据美国司法实践中发展出来的Charming Betsy原则,对美国国内法的解释不应该违反国际法.考虑到WTO协定在美国法律体系中不能直接适用,那么WTO协定可否通过Charming Betsy原则发挥其在美国国内法解释中的效力?从美国的司法实践来看,Charming Betsy原则对于WTO协定解释效力所产生的影响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反映了美国的法院在国际贸易问题领域对于行政机关解释权的较大尊重,但却不利于保护国际贸易活动者在WTO协定国内实施中所产生的预期利益.     

企业演化研究:从"生命物性"到"生命人性"

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已有的企业演化研究主要从"生命物性"的视角,将企业视为完全的自然生命系统,纯粹用生命系统及其进化的原理与规律来分析企业成长的演化机制与规律,忽视了企业的人文生命性质(即"生命人性"),因而无法解开企业成长之谜.文章指出,企业演化研究应当基于企业的人文生命性质(即"生命人性").从企业与环境互动的视角,以企业文化的传衍与变革为逻辑主线,来考察企业的成长演化问题.可能会对企业的成长演化给出更符合企业实际的解释.     

《公司法》第72条的商法解释与适用

股东作为投资人可以选择缔结公司合同,进入公司这个广义的投资合同束,成为利益相关方的重要一方,也有权利选择通过股权转让合同离开公司。而公司其他相关主体的利益也应当得到公司法的维护,故股东的股权转让行为也接受一定程度的契约性限制。法律适用是法律制度设置优劣与否的客观标准,相对于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审判实践和法律适用方面就存在很多争议问题。只有充分理解商法不同于民法所具有的独特的法律适用思维和规则,细化商事法律适用理念,才能更好地解决法律适用难题,同时这也是商法部门力求通过运用多学科的综合解释方法,建立自身独特的适用方法论的学科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