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本市场和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分析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机制,利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从资本市场筹资要素与经济产出的关系.Cobb-Douglas模型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资本市场的投入要素对经济发展指标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资本市场的发展变化与经济发展有较强的互动性;Granger检验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因果关系,故而可以认为资本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在近些年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仍不能取代间接融资的主体地位,资本市场主要通过中长期信贷市场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     

WTO与我国的仲裁

仲裁是解决国内外经济贸易争端的有效方式。我国现行的仲裁制度与国际上多数国家的仲裁立法相比较过于严格 ,不利于中国仲裁事业的发展。建议立法和司法对仲裁协议应从宽解释 ;严格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人文学科方法论问题刍议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80年代前受到教条主义与庸俗社会学的极大摧残而发生严重失误,各种学科失去了自身特有的对象与方法,以致近30年来唯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盛行,直至90年代中期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卓有成效地参与社会建设、影响生活进程,逐渐恢复元气,到新世纪才获得了与自然科学的同等地位。但是几十年来,由于科学主义思想的深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设置、研究方式、价值评估体系受到极大的影响。本文着重提出人文科学在对象、方法上,与自然科学甚至与社会科学的不同特征,主张需要充分认识不同科学价值评估导向中"准确性"上的差异性及其各自标准,以及人文科学评估中所应具有的共同的交往性规则资质。     

罪刑法定主义派生原则的功能廓清

　　摘要：  时至今日,罪刑法定原则已经从绝对转向相对、从理论原则转向司法原则。这一转变体现了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进一步增加了该原则的出罪功能。与之相适应,罪刑法定派生原则的功能也应随之转变。首先,不应一概排斥习惯法;鉴于习惯法出罪去刑功能上的特性,还应当将习惯法纳入刑法渊源之列。其次,类推解释也不应一概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应当允许;同样,在扩张解释与限制解释上也应作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之分,并区别对待。最后,在刑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上,不应一律赋予其溯及力,并且应当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刑法解释溯及既往。     

《民法典》中共同生产经营型夫妻共债的认定 ——兼论第1064条第2款与第56条第1款的关系

《民法典》第1064条第2款规定夫妻一方举债用于"共同生产经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因"共同生产经营"概念模糊与不确定,经营型夫妻共债的认定标准莫衷一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同案异判现象.通过法律解释和类型化分析,经营型夫妻共债应以共同参与为认定标准,共同参与包含夫妻共同投资、一方投资而另一方参与经营两种情形.存在经营实体时,夫妻需对经营实体发展有实质性的影响;不存在经营实体时,共同参与的认定以一方投资而另一方参与经营为主.此外,《 民法典》 第1064条第2款与第56条第1款并不存在关于举证责任分配规定的冲突,两条款互为补充,符合潘德克顿体系下《民法典》总则与分则之间统辖遵从的关系.     

论法律行为解释的性质

法律行为解释是将法律行为的意思明确化的活动,是法官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活动。确定法律行为解释的性质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在许多国家直接决定着有关法律行为解释的问题能否上诉、上诉审法院的管辖及上诉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只有在司法过程中才能理解法律行为的性质,法律行为解释发生在法律适用的小前提形成的阶段,而形成小前提的阶段是一个法律适用过程。法律行为的解释在性质上属于法律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     

实践诠释与历史批判——从哲学使命的变革看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本性

马克思哲学的产生使哲学的使命由解释世界转变为改变世界,这一革命性变革为我们理解和判定马克思哲学的本性提供了可贵的启示实践唯物主义,囿于实践本体论的思维,固守着实践诠释的立场,复归了解释世界的旧辙;历史唯物主义,以其历史性思维透视着人及其实践和世界,以其历史批判的思维特质演历着改变世界的理论使命.只有把马克思哲学的实质与本性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方可使其改变世界的使命得以昭示和实现.     

范围的衡量:法律解释的限度

在现代法治中,把法律适用者视为自动售货机的机械主义思想已不能适应法律的现实发展.法律不可能包含解决问题的一切方法,它需要依靠法律解释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但法律解释的运行必须有一定的限度,无论在主体、客体、方法上,还是在价值、权力范围等方面都应该加以限制.要增强法律解释运行的合法依据,进而确保法律解释的正常运行.     

古典诗学解释的双重路向及其现代性前景

诗学解释的双重路向,就是“艺术化或形式化路向”和“功能论或生存论路向”,即“诗论”与“诗思”。现代中国诗学解释学的变革,是时代历史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回应这一要求,所以,就需要重估中国诗学解释学传统。从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合理性出发,并以此为根基,同时,与西方诗学形成真正深层的文化对话和精神对话,就可以重新确立中国现代诗学的生命价值观念,重新确立新的诗学解释学原则和价值意识。     

柏拉图与解释学

柏拉图与解释学的关联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柏拉图所倡导的对话原则与探讨真理的辩证法对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对话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并启示了保罗·利科尔的“说———听”交流理论。第二,柏拉图扬语言贬文字的语音中心主义在伽达默尔和保罗·利科尔的解释学中遭到了系统的批判。柏拉图认为语言是人的思想的直接体现,它不会令人产生误解,而文字由于从作者的思想中独立出来,则成为人误解的毒药。伽达默尔和保罗·利科尔认为文字的产生是写作的前提,文本的意义不应从作者那里寻求解释,而是读者与文本之间交流或碰撞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