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文学中的文化意象初探

北美新华文文学,作为具有特定时空意义和文化内蕴的文学类型,创造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自成体系的意象。这些意象包含有文学和文化两方面的内涵,因而可称作“文学性的文化意象”,此种意象的营造应该是北美新华文文学的重要诗学特征。     

中西文论化合中的郁达夫感伤诗学

郁达夫的诗学是一种感伤诗学,它在追究什么样的情感才是最适合文学表达的问题上,是对中国“言志”、“缘情”诗学传统的丰富和发展,而这种丰富和发展则是中西文化、诗学激荡化合的结果。     

读者:鲁迅诗学关键词

读者之所以被指认为鲁迅诗学研究的关键词,不仅因为鲁迅是一位读者意识极为鲜明的作家,更因为其鲜明的读者意识与鲁迅诗学的重要问题密切相关,如:“抒写自我”、“为谁写”、“怎样写”等等。这样,它在理论上为我们寻找一种具备足够亲和力的鲁迅诗学研究方法提供了可贵的线索。     

沉默的背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视域下对《挚友》的解读

俄罗斯作家叶甫盖尼·沃多拉兹金的历史题材中篇小说《挚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为历史背景,书写了战争中3位德国年轻人之间真挚纯真的友情故事。小说打破了后现代理论文本阐释的桎梏,将历史与文学纳入同一符号系统之中,消解了原有的宏大历史叙事批评模式,关注战争权力边缘“他者”的话语。通过描写拉尔夫等小人物的轶闻“小历史”,逝去的战争空间得以重构,作为阐释者的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重塑,对战争产生了新的价值认知。     

屈原抒情模式的本质特征与现代诗词创作的诗学传统

唐诗宋词的典范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旧体诗词写作的基本格式,寻找语言节奏意象抒情等技术性路径。而深入探索中华传统诗词的精髓乃至创作三昧,则来自于以屈原为代表的诗学传统。屈原将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以其生命与"修名"为代价,自塑了一个完美人格的典型,成了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屈原以忧国忧民与求君任用二者为中心,形成忧患意识、使命意识与理想美政的融合。屈原是一个有才华、有个性也有明显缺陷的政治家,是一个诗人气质过于强烈的政治家。屈原在仕途遭遇挫折之后的过于强烈的反应,是超乎官场正常氛围的。《离骚》《九章》等作品的自塑形象是古代版的"美图秀秀";而晚年的"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与其说是仪表的,不如说是泄愤的。宋代黄伯思"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论述,至今仍然是最简洁可信的表述。屈原自塑了一个北方文化为标志的"循吏"的形象,而另一方面,屈原又是浓烈巫风传统、上古意识形态遗存的继承者、表现者。"作楚声",正是《楚辞》最为直接最为强烈的南方地域风格,往往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     

民族诗学新论

民族诗学是在理解中国各民族社会、文化及民族关系方面区别于民族政治学、民族社会学的理论视角。较之现实权力、利益的分配、争夺与妥协,它更关注的是各民族成员心灵世界和精神生活的充实与丰盈。它要求以一种更具现实超越性和诗性的眼光观照他族的自然与文化生命存在,使各民族成员之间的认识和沟通更具精神深度,从而促进民族交融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吞吐百川归领袖,往来万国奉梯航”——康熙帝诗学观与清初诗风之转变

诗学潮流的转换,一方面固然受到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影响,另一方面亦需考虑政治因素的作用。讨论清代诗学,宗唐与宗宋的争端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而康熙诗坛唐、宋诗风的消长,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尤深。当诗歌被用来作为一种显示国运盛衰的工具,并由帝王亲为示法时,士人们尊唐抑宋的诗学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     

美国文学中的新历史主义理论解读

新历史主义是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种文学批评实践,是一种对历史文本进行重新阐释和解读的"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注意强调历史的文本性,否认有真正的客观的历史,而只有站在统治者角度的对历史的宏大叙事。在新历史主义看来,文学和历史并无明显的界限,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印证的"互文性"的关系,即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本文就英美文学中的新历史主义理论进行阐述,旨在分析其批评范畴以及其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狂欢化诗学理论的后现代分析及当下关照

巴赫金的狂欢诗学理论关心贫民大众的生活和节庆广场的狂欢,关注边缘文化和弱势群体,具有宣泄性、颠覆性和大众性,具备很高的理论品格和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此简要回顾了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并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的深远影响和巨大的现实意义。同时,结合国内当前愈演愈烈的"山寨文化"现象,从巴赫金狂欢诗学理论的视角解析这一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也为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应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