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一次关于西化问题的讨论

本世纪４０ 年代初在《今日评论》上出现了一场集中的文化建设问题的讨论, 讨论在全盘西化派与自己创造派中进行, 在时代迫切需要中国化的特殊背景下, 全盘西化论完全失去市场, 讨论很快中断。这场讨论尽管影响不大, 但具有独立性、哲学家的集中参与、误读现象严重等明显特点。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 这场讨论的中断和讨论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 也还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回味和思考     

文化误读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文化误读是指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在彼此交流时对他者文化的变异理解。它的产生原因主要分为主观动机、客观局限性以及文化差异三个方面。文化误读对翻译的影响主要包括文体风格、民族文化形象和伦理道德等方面。文化误读对翻译的影响不仅包括消极的一面,也存在积极的一面。     

论文化交流中的误读与创造

文化交流中常常存在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去解读另一种文化的误读现象,并构成文化交流的障碍。文化交往中实际还存在一种有意识的误读,而这种误读恰恰是新文化产生和创造的前提。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典型者如汉唐间佛教和明清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文化误读的现象不可消除,其影响也是得失兼备,因此要在平衡不同文化现象的关系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更有利于文化成长与文化交流的途径。     

解构主义视域下的《普罗米修斯和鹰》

文章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提出的解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在美国形成的“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方法,试图深入探究短篇小说《普罗米修斯和鹰》的解构意义,展现作品独特的文学价值以及小说文本意义的多元性。     

影响与误读:谈《稻草人》对《快乐王子》的接受

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曾受到王尔德《快乐王子》的深刻影响。但是,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稻草人》有意无意地放大了《快乐王子》中微弱的现实主义因素,并演绎成为中国童话创作的主要方法,对中国的童话创作产生了负面影响。     

余华小说在美国的译介与接受性误读

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坛极少数在国内外都享有高知名度的作家,而美国又是其作品传播最为广泛、最具影响力的英语国家。余华在美国的译介研究既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传播的代表,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在西方被接受的重要代表。美国对余华的译介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持续至今并达到高潮,呈现出译本数量多且形式多样、译介途径多元化、译介载体权威性、传播时间久、译本间隔时间短等特点,针对上述特点及余华作品在美国接受过程中的误读现象进行分析,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西渐及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     

变异与误读：论马雅可夫斯基对“十七年”诗人的影响――以郭小川、贺敬之为例

马雅可夫斯基在新中国“十七年”形成影响事实的同时也受到“十七年”现实语境及传统文化的过滤,以郭小川、贺敬之为代表的“十七年”诗人在热情宣扬马雅可夫斯基的同时,其接受行为已然发生了变异。由于深受苏联对马雅可夫斯基带有选择性介绍的影响,我国文艺界忽略了其未来主义思想中的分裂性、虚无性及俄罗斯民族文化中一些固有的悲剧性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误读。马雅可夫斯基对“十七年”诗人的影响并非“直接而深远”,而是具有一定的间接性、复杂性和浅层性。     

接受学视角下的文化变异——以“木兰故事”在美国的百年传播为例

从19世纪后期进入西方读者视野到20世纪末通过迪斯尼公司的动画电影享誉全球,“木兰”这个东方故事里的传统女孩,在美国历经了从默默无闻到家喻户晓的过程.“木兰故事”在美国的传播有3次高潮:20世纪70年代随着著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的广泛流传,“木兰”这个中国传统女孩开始为西方读者所关注;20世纪90年代,多元主义思潮席卷美国,儿童绘本中东方女英雄的传奇故事赢得了美国大众的喜爱;在世纪之交,美国迪斯尼公司两部《木兰》动画电影的推出,最终使这股“木兰旋风”席卷全球.通过梳理“木兰故事”在美国传播的路径,探究分析美国读者对“木兰故事”以及“木兰”形象的接受、误读与重新诠释,以期探索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的有效途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