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强制性制度变迁分析

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制度安排成果。这种制度变迁的外在动因在于国家战略选择偏好、意识形态、政府财政经济状况、官僚机构经济理性、政府公共服务知识等因素及其变化,而内在动因则在于制度供给成本、农民公共服务需求、农民利益诉求等因素及其变化。在变迁趋势上,其表现为由供给主导向需求主导转变、由制度外向制度内转变、由外因向内因转变、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由非均等向均等转变。     

民办高校德育交往实践范式

我国高校传统德育的主客范式和后现代主体际范式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理论缺陷,以致德育实践中存在严重错位与人性的失落.民办高校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其德育理论与实践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本文通过对传统德育范式的扬弃,以交往实践理论为基础,从传统德育范式的成因、交往实践范式的必然和安排三个层面,来寻求民办高校德育交往实践范式新安排.     

财政压力视域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1949—2009)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项准公共产品,国家的供给责任是其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面对财政压力,"甩掉"或减少其供给往往成为国家释放财政压力的路径。在建国以来60年国家财政责任的嬗变中,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经历了"集体-个人-社会"的制度变迁。随着公共财政框架构建向农村居民的逐渐覆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要求为城乡均等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分权与发展关系文献综述与评估

分权与发展关系始终是理论研究与政府行政实践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回顾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关于分权与发展关系的研究文献,提出未来的研究应着重关注地方层级的分权改革,弥补研究方法的不足,构建更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     

人大预算绩效监督考评体制的全方位考察

人大对政府财政预算支出的监督是人大制度改革与完善的重要突破口。如今,人大对政府财政支出绩效的考评已不再是为什么要考评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科学考评的运行体制的问题。这是一个价值因素较少而技术因素较多的过程,是一种将政治学理念与现实政治分析相结合的过程,需要在党委、人大和政府各自的职能划分和权力制衡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相应的编制权、执行权和审查监督权三者之间的相对分离和相互制衡的有效途径,进而逐步完善对政府财政支出事前进行决策考评、事中进行执行考评以及事后进行结果考评的运行体制,并能将人大对政府的绩效考评结果进行有效的反馈和利用,进而实现更有效的治国理政。     

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县乡财政运行分析--以临沂市为例

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行产生了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效应,同时,农村税费改革也不可避免地对县乡财政运行产生财政(预算)效应,主要表现为县乡财政减收,收支矛盾加剧.目前我国县乡财政运行困难的制度根源在于政府职能定位不准,职责划分不清,财权过于集中,政府层级制度不合理以及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完善.我国县乡财政运行困难的主要根源在于制度缺陷.因此,解困的根本之策是制度创新明确政府职能,逐步从"越位"中退出;完善财政体制,保证地方财力;改革政府层级制度,提高运行效率;创新公共品供给制度,解决供求矛盾.     

商会:助推中国民营经济成长的组织制度安排

中国民营经济经历了巨大发展,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在民营经济发展和中国制度变迁路径中,商会在其中的影响已日见深刻。商会治理的存在和兴起是企业适应市场变化、自身发展阶段提升的需要,是有其必然性的;因此商会的兴起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组织制度安排,为民营经济的成长起了助推的作用:它搭建了民营企业合作的平台与机制,建立了行业第三方治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分析

制度安排是社会状态函数的一个关键性变量。因此,相应的制度安排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之所在。而和谐的制度安排应立足于其根本的“基础设施”——政府、市场、社会自身及其关系的和谐,然后构建其对策性的制度安排: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利益沟通与谈判的机制、有序的社会流动机制、表达与参与机制、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价值评价机制。     

产业组织创新的目标模式研究

博弈论指出,企业间竞争的重复博弈会导致更加合作的行为和交易双方的激励兼容。本文提出产业组织优化的新趋势是合作竞争模式,并分析了合作竞争的目标模式特征,理论依据和路径选择。     

财政支持的粮食增产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以水稻为例

粮食生产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基石,而与其相关的适度财政支持可以兼顾公共财政资金有效利用、国家安全战略实施。结合水稻在粮食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基于2006-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财政支持对水稻总产量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支持能够促进水稻总产量增长,但这种增产效应存在时滞;财政支持对水稻增产的中介效应主要通过扩大区域水稻生产规模实现;财政支持的增产效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导致水稻生产在空间分布上呈集聚趋势。鉴于水稻生产的空间异质性,从是否为粮食主产区来看,财政支持的增产效应在粮食主产区更显著;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增产效应在东北地区更显著。因此,需要保持对粮食生产的财政支持力度,促进经营的规模化、效益化、可持续化的良性循环,防控财政支持政策的负向抑制作用,增量资金向包括东北地区的主产区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