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国家加强预算透明度的经验

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和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财政透明度问题在未来将受到更多的关注.OECD国家在政府预算透明度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预算报告具有内容全面详尽、及时披露重大信息、注重报告的真实性等特点,值得我国借鉴.     

晋升激励、制度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举世瞩目,地方政府竭尽全力追求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政府以GDP为主要指标考核省级党政领导,经济发展领先地区的领导人将得到晋升.为了获得晋升机会,中国省级政府领导人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他们不遗余力地发展地方经济,而制度创新是地方领导人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之一.制度创新要花费成本,消耗地方领导人的时间、精力.各地政府争相创新提高经济产量的制度,是中国经济充满生机的重要因素.     

“三农”问题演变中的政府角色——基于对分税制负效应的分析

分税制使我国财政管理体制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道路,对发挥财政的经济管理职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分税制的运行加速了地方政府的规模扩张,加剧了地方的财政困难,成为加重我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制度因素。政府应通过规避分税制所引致的问题,重新厘定中央政府角色、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科学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做好政府体制改革工作,进一步完善分税制。     

西方国家大学生贫困观念的变迁与贫困生资助

从大学产生时起,学校就有了贫困生。由于贫困观念的变迁,资助贫困学生的方法也就有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慈善阶段、教育公平阶段、成本分担阶段。     

人口老龄化、财政压力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基于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和财政压力加大的背景,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选取2008~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模型的构建及比较,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在全国和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具有显著正效应,而在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作用不显著。在全国和高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财政压力的增加显著降低了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具体而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在降低教育支出的同时,也会增加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支出;而财政压力会降低教育、医疗卫生支出,增加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在全国和高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共同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最后,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优化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一些建议。     

广东省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及预测

在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对现代化的概念及评价指标的研究是一个重大而迫切的课题。本文借鉴国际上相关指标,提出以12个指标构置成现代化指标体系,并运用这些指标进行国际比较及其预测：1．综合实力现代化目前国际上最通行的综合实力对比指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广东作为一个省,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代替人均GNP,是可以接受的。表11997年部分国家人均GNP1997年,世界银行对世界133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NP进行了分类,共划分成四个档次,即低收入（785美元）,下中等收入（786～3125美元）,上中等收人（31…     

元代州县财政困局与基层社会治理

元代国家行政建制止于州县,然州县政府却时常面临着无法取得与其事权及支出责任相匹配之财权的财政困局。元代州县政府在这一财政困境之下,为节约行政运行成本不得不下放部分事权,社会力量则顺势协理地方事务,成为州县政府治理基层社会的合作者与依托群体。元代州县财政困境造成基层治理中政府的介入能力降低,乃至引发国家基层行政缺失问题。而元代社会力量则通过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建设、积极上陈弊政以及主持仲裁民间纠纷等途径,协助州县政府维持基层社会正常运转,并借机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此局面的形成既反映了州县政府治理基层社会的内在要求,亦体现了元代行政体制对财政需求的一种妥协。     

新发展阶段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新发展阶段,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将继续发挥其独特价值,包括：是实现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是高校整体育人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方式,是高校学生全面个性成长的有效平台。当前,应准确认识学生资助面临的新挑战,如,经费有限性与学生多元化发展需求,推动工作精准度与覆盖面的双重要求,深化工作规范化及育人性的双重要求。为助力高校学生资助高质量发展,建议继续加强顶层制度设计、树立育人核心理念、推动多元主体参与。     

有量变而无质变:清朝道光时期的财政收支

清代的财政收入包括田赋、盐课、关税、杂赋、捐纳和报效,支出则分为皇室经费、俸禄、兵饷、驿站、科场学校、河工塘工经费。道光时期,地丁银始终是最重要而稳定的财政收入,其他各项收入有一定的波动,但意义有限。这表明,即便此时中国已经开始向近代社会迈进,但基本的财政收入格局并未发生改变。与此同时,支出虽有较大幅度增长,但从总体上说,财政收支尚未走到崩溃的边缘。从这个角度来看,道光萧条说似值得商榷,可将其概括为有量变而无质变的过渡型财政。另一方面,清廷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已降至极低水平,即便发生巨额的支出,如军需、河工及赈济等,也仍然凭临时的调补来支持,可见统治者尚缺乏长远的打算和通盘的考虑。可以断言,即便没有发生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清代的财政体制也到了必须做全新调整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