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体制纵向失衡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文章采用固定效应、门限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检验,实证分析了财政体制纵向失衡与地区创新能力的非线性关系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财政体制纵向失衡程度加深将抑制地区创新能力提升。机制检验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财政体制纵向失衡会通过挤出财政科技支出、分散注意力以及削减公共物品供给对创新能力产生不利影响,而经济激励、财政审计和预算透明能够影响财政体制纵向失衡与创新能力的相关关系。随着失衡程度的递增,财政体制纵向失衡对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先降低后提升。     

百年党史中的中国财政经验与未来发展——“系统平衡财政观”的视角

财政职能的履行是发挥党组织作用和实现政府职能的重要保障。经过百年的实践,中国积累了从国内到国际、从理论到实践、从主动到有为、从守成到创新等多个方面的宝贵的财政管理经验和财政改革经验,这些成功经验凸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思想,是党领导各个方面系统谋划、统筹考虑的结果。新时代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财政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系统所处环境、系统构成要素的主体、整体与个体、整体与局部和系统演进的动力源来看,财政政策可以基于系统平衡的核心理念,围绕人的发展进行长远规划。     

“浩特”机制及集体金融资本分析

传统游牧畜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以“浩特”为单位的集体经济形态.在这种集体合作的生产经营组织中畜牧业生产经营的融资、借贷、信贷合作关系广泛存在,涉及借贷、劳动互换、社交支出.运用可持续生计理论,梳理“浩特”机制的作用,并基于内蒙古自治区5个牧业旗64个嘎查的调研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集体金融资本的影响因素.结果 ...     

历史理财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基于历史演变分析

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对历史理财智慧的挖掘与转化。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中国共产党因时而应,将历史上理财的定位、价值、管理、关系进行应时转化,形成了新时代财政治理的中国之治与中国之智。在财政定位上,从“家国大本”向“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转化;在价值取向上,从“治民”向“为民”转化;管理体制上,从“利出一孔”向“两个积极性”转化;在财政秩序上,从“礼义秩序”向“公共秩序”转化,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财政治理体系。     

费孝通的甘肃实践

费孝通教授为了重建他一生"志在富民"的学科,躬身来到"陇中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来到黄河上游,来到丝绸之路民族走廊的"小民族"中间。他在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伊始,又及时提出"西部大开发中人文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开发"的问题……。他想到,他说到,他身体力行,在实践中,他重建着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     

也谈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

:国家的存在需要财政 ,这是国家的共性。一切财政都是为满足国家行使其职能的需要 ,这是财政的共性。各国对“财政”的不同叫法 ,不是财政的本质区别。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财政只服从于国家职能的需要 ,西方“公共财政”的职能统一于政府职能的需要和弥补市场失灵的需要之中 ,这正是“公共财政”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借鉴的方法不是改名 ,而是转变国家职能 ,完善财政分配体系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的现代国家财政     

试论完善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是国家对无生活来源 ,无家庭依靠并失去工作能力的人以及收入在最低生活标准以下的个人和家庭的一种无偿救助 ,在整个社会保障网络体系中处于最初级、最基本的层次。在西方各国逐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中 ,最先实施的是社会救助 ,发展到现在 ,已成为社会保障中基本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建国以来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 ,如养老保险制度 ,失业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等 ,而在社会保障中处于最基本地位的社会救助方面 ,建设的步伐明显滞后 ,直接影响和制约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美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外溢效应及其应对

基于两国开放经济NK-DSGE模型,本文重点分析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冲击外溢对我国产出和通货膨胀的短期及长期影响,以及国内宏观调控应该如何应对。研究发现：受美国连续量化宽松政策释放巨大流动性的影响,我国在2008年危机中受到了美国调控政策的经济危机转嫁;国内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国内货币政策的敏感度高于财政政策;采取降低利率的经济刺激方案不会挤出私人消费和投资,宜作为未来短期调控的主要手段。     

增长、补贴与债务：统一货币区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中国面临严重的政府债务风险,主要表现为欠发达地区政府负债率更高的状况。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受制于地理和区位条件,劳动力在区域间流动不够充分,又无法有自主的货币政策,使得欠发达地区难以提升竞争力,同时有大量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因此,在欠发达地区出现了增长动力不足、依赖转移支付、扩张政府债务这三者之间的权衡和组合,简称“增长-补贴-债务的三角悖论”。本文基于统一货币区视角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提出中国经济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发展的“三阶段论”,展现了增长、补贴、债务的交替关系,并指出了欠发达地区举债的道德风险机制。中国未来应通过推进劳动力完全自由流动、充分发挥经济集聚功能和推进央地关系改革改善大国空间治理,从根本上缓解政府债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