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幻觉假说的实证检验

财政幻觉假说是公共选择理论下解释政府规模增长的理论之一。依据财政幻觉假说的经验方程，将“财政幻觉”分解为“赤字幻觉”与“预期幻觉”，以中国1978～2004年的年度数据，采用邹氏转折点检验、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财政幻觉”与政府规模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幻觉”是中国政府规模增长的原因之一，其中“赤字幻觉”的存在未得到显著证实，但“预期幻觉”对政府规模有正的显著影响。     

“公车改革”琐议

近年来,行政管理成本支出的不断膨胀已经成为困扰各级财政的一大难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公务用车增长快,开支大。事实表明,现有的公务用车制度,已经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实际,迫切需要改进。公车开支极为高昂据《市场报》2005年11月16日《公车改革试点启动,专家质疑货币化别成变相     

完善村级三项资金管理的思考

农村税费改革后,原从乡统筹、村提留中支出的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金和村办公费等费用纳入了地方财政供给序列并实行专户专账管理,保障水平也由农村税费改革之初的村均每年不低于4万元逐步提高到按标准村计算村均不低于8万元。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项决策是正确的,村级三项资金足额到位、拨付及时、管理逐步规范,对于保证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定问题,村级三项资金的一些政策也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就此,笔者结合工作实践,谈几点肤浅的看法。一、当前村级三项资金管理…     

适时启动扩权强县 加速发展县域经济

随着依法行政和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为不断优化县域经济发展环境，减少管理层次，降低行政成本，促进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近年来全国许多省市先后开展了扩权强县工作，有的大刀阔斧，有的循序渐进，有的试点探索，均在一定程度上提速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清末“急务”与“本源”的失调——以鸦片禁政期间的财政窘况为背景

清末新政时期的编练新军和振兴实业分别被谕旨称为“急务”和“本源”,这是新政时期国家振兴的重要国策。两项国策的推行均需要有大量的财政投入。由于推行鸦片禁政,国产和进口鸦片税厘大幅度缩减,影响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拓展。在清廷的督催下,练兵新政不断得到强化,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大项,这必然导致振兴实业因缺少足够的资金注入和宽松的税收环境而举步维艰。尤其是在制定国家预算的过程中,海陆军经费占据了国家财政预算相当高的比例,振兴实业这一国策在财政预算中并未明显地体现出来,形成了练兵“急务”突出,而实业“本源”却不断弱化的现实,两者在财政困绌条件下事实上处于“失衡”状态。朝野各方由此对军政失调、过分突出军备的倾向颇有微词,尤以各种报章的批评言论最为尖锐,国外人士对清廷推行新政中本末倒置现象的批评性观点也通过各种途径体现出来。清亡的原因也可借此得到一定的解释。     

财政宪法学初论

财政宪法是经济学与法学交叉的研究领域。财政宪法学用财政分析的理论方法来研究宪法与宪政问题,是一种独特的宪法学理论派别。其基本理论体系主要包括本体论、历史论、价值论、范畴论、运行论等部分。对财政宪法学的研究,可以为重构宪法学的理论基础探寻新的理论方法,为探索中国的宪政之道提供新的理论思路。     

从收支项目看秦汉二元财政的源流

汉代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由大司农和少府分掌,为大家所熟知。但对二元财政的来源却少有辨析,一般承袭郑玄关于大司农是太府继承的说法。实际上少府和太府在收支项目上都比较接近,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而大司农则是由负责主持策命诸侯及保管爵禄文书的内史演变而来。在国家职能转轨过程中,内史发展成为管理国家财政及畿内地区事务的机构,最后进一步分离出专门管理国家财政的治粟内史。二元财政体制的设计来源于收支对应的原始财政平衡思想。     

关于财政扶持企业资金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各级财政部门在扶持企业资金管理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坚持“公正、公开、透明”的办事规程，对企业服务到位．工作开展扎实有效，加快了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科研攻关、技术改造的步伐，培植了财源，促进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为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管理的方式进一步科学。从原来突击性的工作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在财政企业管理部门一般都设有分管资金和某项资金牵头的人员，     

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财政补偿机制评析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西部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决定了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必须要建立相应的财政补偿机制,而这一机制是否完善、运行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西部地区乃至于全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成败.     

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现实基础与保障机制

中国土地红利是经济红利和政策红利共同缔造的特殊红利形式,彰显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从逻辑上分析,我国土地红利源于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城镇化和工业化、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区位优势、公共投资等因素共同推高了土地价格,奠定了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坚实基础。为维护土地红利的公共利益属性,国家一方面将其纳入公共财政范畴,以规范公共财政收支的方式实现土地收益“全民共享”,防止土地红利被少数人垄断。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改进土地收益的税法体系,科学界定房地产开发相关税收的税基和税额;健全土地征收制度,确保征地的目的、程序、收益合法且符合公益;推进土地红利城乡间公平分配,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实现土地红利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