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丹书铁券”的渊源与形制

铁券是封建帝王赏赐给勋臣、重臣的一种带有盟约性质的文书,具有免死功能信物.铁券缘起与早期的盟誓、符节信物及铁器发展有着密切关系.随着历史进程演变,铁券名称、材料与形制、券文和收藏、镌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并逐渐成为制度化.铁券是我国古代社会中特殊的政治产物,不论铁券如何演变,都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统治的一种政治工具.     

清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侵藏战争(1791—1792)史上的几个问题

文章依据原始的汉文档案及当事人记述,缜密地研究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战役史上三个重要问题:(一)乾隆帝是否在这次廓尔喀入侵前已经知道藏人于1789年曾经同廓尔喀秘密缔约以付银赎回失地;(二)在战争期间(1791-1792)乾隆帝对西藏达赖喇嘛的看法为何;(三)清军与廓尔喀在何种情况下结束战争.经过对文件的正确的诠释与缜密的考证,作者找出答案的同时,也就对战争的起因、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的责任、战争最后阶段清军面临的困难、皇帝的认识过程与决策过程等,做出详细的说明,还原了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     

论免登记社团

免登记社团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等缺乏法律确认和保障,其问题的根源在于其与政府的复杂关系.理清免登记社团与政府的关系,通过权力机关的立法或许可的法治化路径推进免登记社团的发展.     

天津商会与胶济铁路的收回

华盛顿会议上,中日“边缘”性会谈山东问题,其中胶济铁路的交涉为重中之重。为支持北京政府收回胶济铁路,全国各地开展了“筹款赎路”运动。天津商会积极领导津埠地区的“筹款赎路”运动,对胶济铁路的收回起到推动作用。     

石高分封制与土地承包制的农民

德川时代封建社会的基础石高分封制，将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交给农民实行无限期的契约承包，明确和扩大农民对土地的权力与活动空间。农氏生产活动的目的，由单纯的上交年贡，转化为既是为了上交年贡，也是为了获取、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封建剥削被限制在一定的量上，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农民拥有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大部分农民的衣食住行和文化生活等，表明他们的经济生活一直在不断提高，已经超过了仅能糊口的水平，并非是生活在“不死不活”之中。     

宋代赎刑制度考述

文章从宋律(<宋刑统>)对唐律(<唐律疏议>)内容紧密承袭的事实出发,通盘论述赎刑制度自宋代以来的演变,揭示了赎刑作为一种官僚的法律特权在宋代所呈现出的日渐下移的趋势,同时就夷俗与汉法在宋代边疆地区的冲突,给赎刑制度以应有的历史评价.     

汉代王侯谪免制度视野下的海昏侯考察

刘贺被拟定汉室继嗣者,是因为他及父辈与武帝的亲近关系,并且没有复杂的外戚背景。刘贺被废与霍光专权有关,也与他的能力、德行不符合朝廷期望有关,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相关器物不能证明他知书达礼。刘贺被黜后,受到废爵、削户、监控等惩罚,其中爵等降免、行动管控方面比普通诸侯要严苛,食户方面要优渥。二百余名昌邑臣被诛,既是霍光防范刘贺日后作乱之举,也是汉代宗室王侯谪免后的连带问责方式。刘贺被“复封”海昏侯,颇具明封暗贬色彩,反映了朝廷对他的忌惮。刘贺去世时子辈没享受到“继封”待遇不符合两汉常例,它是宣帝借机对刘贺生前之事追加惩罚的表现。     

明代赎刑的运作

探讨明代赎刑的具体运作,分析司法实践中赎刑的初拟和最后决定程序,然后分别探讨缴纳财物和服劳役两种赎刑方式的具体执行过程,从而揭示明代赎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实施情况。     

减税降费背景下我国避免对外投资双重征税政策研究

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减税降费是近些年我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所采取的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解决对外投资中所面临的重复征税问题尤为重要.跨国投资征税实践中常用的两种避免双重征税的方法包括抵免法与免税法.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抵免法,免税法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对外投资和降低税收的征管成本,并且不会以牺牲过多的税收收入作为代价.结合中国的对外投资情况计算得出,如果我国从抵免法转为免税法,对外直接投资所取得的股息收入的税收负担将从25.4％降低到14％;对6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这个数字将从26.9％下降到22.7％.     

“内七篇奥义”之四《人间世》奥义——因应外境的庄学“处世”论

本文是“内七篇奥义”系列的第四篇。《养生主》阐明主动而理想的个体“人生”之后，《人间世》阐明互动而实际的群体“处世”：对君主专制正面强攻，与伪道俗见全面交锋，遂成“内七篇”最为危险之篇，庄子的隐晦其旨、支离其言因而臻于极至。旧庄学的谬解曲说，导致义理浅显的《人间世》像义理艰深的《齐物论》一样难懂。本文作者以史实考证为依据。详尽阐明了庄子对孔子的“不然于不然”“然于然”及“不然然”；进而以“内七篇”整体结构为依据，无懈可击地抉发出被旧庄学遮蔽两千年的千古未发之覆——庄学“间世”奥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