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卧儿帝国的外交出访流程

同近代早期的东方国家一样,莫卧儿帝国没有正式的外交机构,但是莫卧儿帝国的外交出访活动却有着严格规定.在莫卧儿帝国的出访过程中,大使的选拔、任务的分配、礼品挑选以及大使的待遇,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共同构成了莫卧儿帝国一套完整的出访程序.     

碳中和背景下的全球能源治理：范式转换、议题革新与合作阻碍

全球碳中和趋势加速能源体系转型,推动能源生产消费与碳排放脱钩。在这一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在实践范式上出现两大实质性变化,即在治理客体上表现为从资源治理升级为“资源—环境”复合型治理,在治理方法上表现为从“行业切割”式治理转变为“跨界整合”式治理。全球能源治理议题出现新的着力点,包括能源系统的减碳规划、煤电的减少与淘汰、可再生能源供应链的建构、氢能的全面开发和跨国电力互联等议题,且均呈现出兼顾资源环境、实现跨行业整合的范式转换特征。目前全球能源治理合作仍面临诸多阻碍,包括复合治理背景下的目标错位、跨界整合趋势下的治理碎片化和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逻辑。中国致力于成为全球能源治理的引领者,应紧跟碳中和趋势,加强能源外交的整体规划,协调大国之间的竞合博弈,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普惠性的国际能源治理体系。     

2000～2005年张闻天外交思想研究述略

外交思想研究是张闻天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0～2005年,学术界对张闻天的国际战略思想、外交政策思想、外交风格及其在外交战线上的实务工作等都进行了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张闻天的总体研究中仍处于薄弱地位。     

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及限制

由于司法实践和学界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纳入我国《民法典》已经成历史,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适用和限制标准值得探讨。探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具体范围及该制度在适用过程中应该坚持的限制维度,从对比的角度分析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构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并针对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之道和完善建议,可以对司法案例和具体审判提供参照。     

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从环境责任社会化的角度

近几年频频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不仅给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由此引发的赔偿数额也越来越大,在污染企业背负沉重负担的同时,受害人却往往得不到相应的赔偿。文章针对这一问题,分析了现有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提出建立环境责任保险与环境损害补偿基金制度是完善环境侵权责任制度的有效途径,但两者的作用不尽相同。     

工伤保险赔偿责任研究 ——以劳务派遣用工为切入点

劳务派遣作为一种灵活的用工形式,受到我国各类用人单位的青睐和广泛运用。2013年《劳动合同法》修订弥补了我国劳务派遣制度上的不足,但由于起步时间较晚,加上制度的复杂性,存在工伤赔偿制度的责任划分不清晰、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具体操作存在困难、异地劳务派遣工伤保险制度执行不明确等方面的问题。我国需要从确立《劳动合同法》中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的具体责任分担制度、完善劳务派遣工伤待遇先行支付规定、明确异地保险制度相关规定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在劳务派遣用工中的适用,有效保护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印度对中印跨境河流水关系的认知及战略选择

近年来,印度对中印在跨境河流水关系中的不平衡问题非常重视.其中,水文信息不对称以及收益不平衡是印度对水关系不平衡的两个主要认知.基于中印边境的互动历史,印度在对水关系的认知形成中往往会夸大中国的敌意与威胁.据此,印度试图通过建立制度框架、将中印水争议国际化以及竞争性开发跨境河流水资源的战略思维,平衡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水关系中的优势地位.然而受水外交两面性特征和内政的掣肘,印度平衡战略的影响有限,而且更强化了其对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战略安全收益的重视,并使未来中印双方基于水资源共同利益进行合作的难度加大.     

试论战后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的演变

战后日本公共外交的运作模式经历了由基本运作模式向改良型运作模式的转变。在基本运作模式中,一国讯息由政府主导下的相关机构及人员发出,经对方国家的信息传播节点后抵达普通公众视野。这种方式在冷战结束后,越来越无法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动员更多的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其中,构建跨国共同体网络,借助商业模式来传播本国的价值理念,以及将象征本国国家形象的组织嵌入对方基层社会之中,已成为冷战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进行改良的主要方向。通过在这些方向上的摸索,日本最终形成了“议程设置式公共外交”“商业模式公共外交”“嵌入式公共外交”三种改良型运作模式。虽然这些运作模式尚未完全成熟,且有些模式真正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别国政策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但其至少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上获得了成功,提升了别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     

论冷战后美国单极霸权塑造中的伊拉克问题(1991～2003)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对伊拉克的战略重心开始向地区其他国家或域外转移,并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伊拉克作为冷战后美国塑造单极霸权道路上的首个拦路者和挑战者,其所具有的现实启示意义不应以时间的推移而被忽略。一方面,伊拉克是冷战后美国集中践行各类遏制与干涉手段的试验场,在美国持续塑造和护持其单极霸权地位的后期过程中,其构成了美国遏制与干涉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参考和经验来源。另一方面,伊拉克为突破美国封锁开展的外交博弈,与美国的霸权塑造形成不对称优势,深刻地影响了该进程的演变。1991～2003年期间的伊拉克构成了一面棱镜,它能从多个维度对冷战后美国塑造单极霸权的进程形成折射,对学界深化理解美国的霸权及后冷战世界格局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