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官品》产生时间及相关问题试释——兼论官品制度创立于曹魏初年

《通典.魏官品》记载了曹魏时期的官职品阶制度,是研究中古职官制度的重要资料。由于《魏官品》中时有杂糅晋制的情况,以致人们对《魏官品》的产生时间提出了不同看法,甚至对曹魏是否实行过官品制度也产生了怀疑。依据史实,《通典.魏官品》的主要依据应是魏明帝太和三年颁布的魏《官品令》,同时还参考了时间稍晚的魏《甲辰令》。从《魏官品》的产生时间可知,曹魏初年就已创立了官品制度,且其时间最迟不出太和三年。因此,尽管《通典.魏官品》所本非一,间或亦杂晋制而言之,但其真实性和史料价值却不容置疑。     

北朝末期的萨保品位

本文将石刻史料中萨保任官的资料与北朝末年的官品制度以及其他部族首领的任官情况加以对比, 分别对北周、北齐的萨保品位进行了考察, 提出此一时期的萨保品位大致相当于县级长官。此外, 本文还从官品变迁、萨保继承、人员任命等角度, 揭示了中原政权利用官僚品级秩序增强粟特贵族的社会流动性, 并进而统合粟特聚落社会资源的历史进程。     

论南北朝时期官品制性质的演变

曹魏的官品并非官阶,当时官品的高低与传统的官阶——秩石的多寡颠倒错乱、难以对应.这种混乱的局面直到萧齐基本没有变化.萧梁和陈朝对官品和秩石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以使二者趋于一致.这种调整既体现了官班制的拉动作用,也体现了官品制由官才等级制向官阶制的演变,但南朝并没有完成这个演变.官品制演变为官阶制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同一部门内高低不同的官职和高低不同的封爵位于不同的官品;官品高低与俸禄多寡、冠服高下完全对应;官品制成为官职迁转的主要依据.北魏孝文帝的官品制改革,标志着官品制最终演变为官阶制.     

两晋宗室赠官略论

深入探讨两晋宗室赠官对于理解此一时期职官制度的许多重要变化大有助益 ,同时可加深对于两晋宗室政策的认识。两晋宗室赠官品阶一般略高于其卒前所任官职 ,二者之间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赠官方式除直接加赠本官外 ,优宠者另外赠予加官和给予其他优待。由于两晋政治格局不同 ,两晋宗室赠官呈现许多差异。西晋宗室赠官官品在整体上高于东晋 ;西晋宗室赠官类型大都为武官 ,东晋则随其卒前所任官职类型而定     

宋代赠谥资格再探

宋代赠官扩大了赠谥的范围,对赠谥资格可谓有力的补充和完善。宋代赠官与赠谥都是对官员身后盖棺定论的重要评价,二者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宋代赠谥资格有所变化,宋初至宋真宗景德年间文武官阶至正三品、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至元丰改制文武官阶至正三品与赠官至正三品、元丰改制后至南宋寄禄官阶或武官阶至正三品与赠至正三品者均可得谥。与此同时,宋代也存在部分官员官品未至上述标准因特殊原因而获得谥号者。从宋代文官、武将、宦官赠官出发,可知赠官达到一定级别可以赠谥。赠官与赠谥对宋人具有强大吸引力,是宋朝时代价值观的一种体现。     

唐代特恩荫探析

唐代的特恩荫主要有前朝名臣子孙荫、二王三恪荫、赠官荫三种.前朝名臣子孙荫无固定的时间限制,所荫前朝仅限于北齐、北周、隋三朝,旌表的前朝名臣皆为死于非命者.理论上对“二王三恪”理解的不同,导致了“二王三恪”荫内容的不断变化,唐后期“二王三恪”已能出任官职.赠官所赠官职均在五品以上,品阶未必会高于此官员去世前的品阶.死王事荫子,所获官职往往会高于制度的规定,有时可直接承袭其父官爵.     

《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

对井真成墓志研究表明,他应该是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到来的日本遣唐使团准判官,到长安后旋死去,而不是在唐朝19年的留学生.其墓志为我们研究唐朝对外授官与赠官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实例,进而可以对唐朝和日本授予遣唐使官员官阶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古代东亚世界国家间交往的具体形态.     

宋代文官赠官资格考述

宋代官员卒殁,需达到一定标准方可获得赠官。宋代宰执、曾事潜邸与经筵者及其他普通文官在元丰改制前后赠官资格有所不同:宰执在改制前需阶至四品,改制后卒殁皆可获赠。元丰改制前曾事潜邸者需阶至四品,曾事经筵者需阶至三品,四品者还需同列陈请;改制后曾事潜邸与经筵成为增加赠官恩典的筹码。普通文官元丰改制前需阶至三品,改制后需职事官至谏议大夫或权侍郎以上、职名至待制以上、寄禄官阶至太中大夫以上,三者满足其一即可。宋代赠官资格明确,其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赠官的公正性,彰显了朝廷官方的重视,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贺知章生平再审视——以历官与交游为中心

贺知章作为唐代著名诗人,其生平、交游以及文学成就世所熟知,学界对此也展开了充分的研究,似乎题无胜意,但分析传世文献中有关贺知章本人的点滴记载以及近年来出土的十方出自其手笔的唐人墓志,却可发现贺知章八十余年人生经历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其在五十岁之前仕途并不顺利,而在睿宗时代却凭借着姑表兄弟陆象先之力平步青云。此后他屡有机会出任更为清要的官职,却最终因各种原因止于学术官僚,遂成就了其为我们所熟知的疏诞性格。而贺知章所撰写的墓志展示了其与深陷政治漩涡中的人们皆有过私人交往,而作为他们凶险经历的旁观者以及历任太子、皇子的僚属侍读,贺知章晚年的疏诞其实也有着全身远害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