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取向与职业类型：在韩中国朝鲜族跨国族群认同的分化

在分析跨国族群认同理论主要观点的基础上,考察了在韩中国朝鲜族跨国族群认同状况。在文化层面上,中国朝鲜族跨国族群认同并非笼统地被评判为强化或弱化,而是呈现出多维度分化的表征,体现在由共同的历史文化、韩国时尚文化、韩国人思想观念和中国朝鲜族饮食文化等不同文化取向所形成的族群认同之中。在社会层面上,伴随着不同类型移民政策而产生的在韩中国朝鲜族职业分化,是导致他们跨国族群认同出现群体性分化的主因,表现在身份归属、社会交往、心理认知等诸多方面。本案例不仅补充了跨国族群认同理论的内容和观点,也为当前中国和韩国政府如何促进中国朝鲜族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提供决策参考。     

跨国婚姻背景下家庭主妇主观幸福感和自我效能感的初探

女性在跨国婚姻中的心理健康状况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文试从质性研究的角度,采用个案法、访谈法对6名女性在移民外嫁充当家庭主妇过程中的心理健康状态进行调查和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婚姻背景下家庭主妇主观幸福感和自我效能感偏低,涉外婚姻中家庭主妇这一特殊群体心理健康状态令人堪忧,需要引起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     

年满18岁被收养无法律效力

2011年7月28日，河南省安阳县法院审结了一起确认收养关系纠纷案，一审判决原告孙老太与被告王书印之间的收养关系无效；被告王书印适当给付原告孙老太补偿款1万元。     

以五矿收购OZ为例的跨国公司经营风险评估研究——基于风险矩阵的方法

该文选取风险矩阵方法对我国跨国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进行定性评估,并以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收购澳洲OZ为例,探讨风险矩阵方法对评估我国跨国企业经营风险的优点及适用性。     

新新贸易理论之异质企业模型概述

本文首先介绍新新贸易理论产生的现实背景与理论基础,呈现国际贸易理论动态发展变化的必然性。随后,择新新贸易理论中较有代表性的异质企业模型进行着重解读,简述其在实践中的理论意义与多角度的不同解读应用。最后,为中国企业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家本位”视角下农村已婚出国劳工的家庭功能失衡研究——以山东省J县为例

跨国务工逐渐成为农村家庭快速致富的选择途径之一。文章采用个案访谈法,以山东省J县的农村已婚出国劳工的家庭为研究对象,从"家本位"视角出发,对已婚出国劳工的家庭功能失衡及其逻辑进行探究。在贫困与经济诱惑的双重背景之下,J县许多农村家庭形成了"经济理性"至上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通过"家本位"思想,使所有家庭成员都服从于家庭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参与到跨国务工的过程中,由此家庭经济功能压倒家庭其他功能,占据了绝对重要的地位,而家庭其他功能,包括性生活功能、生育功能、教育功能、抚养和赡养功能,以及情感交流功能,则被弱化甚至忽视。从长远来看,家庭经济至上的功能会产生两种效应:促进效应和破裂效应,前者可以有效弥补家庭其他功能弱化的影响,增强"家本位"观念,后者会导致家庭破裂,侵蚀"家本位"观念。     

跨国并购三大悬疑收购代价高不高？财务压力大不大？未来整合难不难？

在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鲜有成功案例的今天，三一重工和中信基金联合出资3．6亿欧元（其中三一重工出资3．24亿欧元，折合26．5ML元人民币），收购普茨迈斯特100％股权，完成了此次“狮吞象”式并购。三一重工此次跨国并购贵不贵、是否能承受收购成本、能否顺利完成后续整合，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跨国资本统治下的世界竞争新格局

新时期中美之间的较量并不是民族国家之间的霸权之争,而是跨国资本的统治权与世界福利社会的主导权之争。由此决定了战争的形式除了传统的军事战争以外,更重要的是贸易战争和金融战争等经济战争,以及意识形态领导权之争。只有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于是否奉行"利润至上主义",中国才有可能制定应对跨国资本统治的正确战略,通过以价值生产的方式实现使用价值的扩大再生产,为建设世界福利社会奠定物质技术基础。     

在领养家庭与生养家庭之间挣扎

案例背景 基本情况。心蕾（化名），女，14岁，初一学生。心蕾出生9天即被收养，儿时的心理创伤导致其产生心理障碍，生性多疑，缺乏安全感，对身边人表现出不稳定的依恋关系。心蕾14岁时得知自己系养母收养的，一时难以接受，而与养母之间逐日升温的矛盾更导致其心情抑郁、烦躁，无心向学，行为偏激，常有轻生念头。     

罗马天主教会在当代国际外交中的身份辨析

梵二会议以来,罗马天主教会(梵蒂冈)重回国际社会,在国际事务中时常发挥显著作用.作为唯一具备国际法人地位的宗教跨国行为体,罗马天主教会在国际关系理论上对威斯特伐利亚型国家主权模式形成了挑战.本文通过辨析其在联合国的国际地位,探讨梵蒂冈在国际外交中应被定位于一个主权国家,还是定位于一个宗教跨国行为体的问题.梵蒂冈兼具主权国家政治实体和制度化的集权型宗教跨国行为体的双重身份,而正是这种有意的“模棱两可”使它比非国家跨国行为体具有更大的外交参与优势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