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SEIdRm模型的人口迁移以及离汉交通管控对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的影响分析

不同于传统( Susceptible-Exposed-Infected-Removed)SEIR流行病传播动力学模型,本文在近期研究的Varying Coefficient Susceptible-Exposed-Infected-Diagnosed-Removed (vSEIdR)模型基础上加上人口迁徙(Migration) 模块,设计开发了vSEIdRm模型,该模型考虑了跨区域人口迁徙对疫情传播的影响,并允许流行病传播参数随时间变化。本文首先对人口迁移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建立其与各省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的联系。之后,基于vSEIdRm模型估计了疫情初期各省份来自武汉的输入病例数,并定量刻画了离汉交通管控的效果。研究结果显示,离汉交通管控措施有效地减少了各省份的疫情规模。     

论《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及其法律意义

“国籍”是伴随着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所形成的世界体系的建立而出现的,是基于国家主权、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用于区分不同国民或者公民的一种法律概念。历史上促使我国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订立的直接因素,源于清政府希望为海外华侨提供延伸保护,这一历史背景,致使法学界对它的研究大多从侨务政策的单一角度出发,围绕着国籍法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然而,从法制史的历史视角看,第一部国籍法的制定标志着大清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开端,应具有更为深远的法制意义。若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讲,国民身份建构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一环。现代国家与古典国家的重大不同之处在于,现代国家有统一的中央政府,确定的国家领土范围以及清晰的国民身份。在传统中国的认知之中,对外只知“天下”而未知有“国家”,对内自称为“子民”而不知为“国民”。国籍立法关涉现代国民身份之法律资格,从这种意义上讲,《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新政改革后期,出于被动适应现代国家政治运作逻辑和主动解决统治危机之需,晚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中进行国民身份立法的尝试。然而,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应是构建稳定的国...     

迁徙自由权在我国的变迁及反思

迁徙自由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不仅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法制文明国家的保护,而且也为国际人权公约保护。我国在宪法历史上曾经规定了迁徙自由权,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制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有必要在《宪法》中重新规定迁徙自由权。同时应该在其他方面做好迁徙自由权的保障工作。     

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徙及其历史作用

我国境内的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自秦汉以来便以汉族呈放射状向周边地区逐步蔓延扩散和少数民族呈向心状往靠内地区迁徙流动的总体趋势。延至当代,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主要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类内地人员前往边疆民族地区"支边",以后是风起云涌的全国性人口流动大潮,其中既有少数民族流往内地,又有内地汉族流往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上和现阶段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与迁徙,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我国民族分布"大杂居,小聚居"整体格局的形成,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功能。     

《楚居》的性质、作者及写作年代

在《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简(壹)》中,《楚居》是一篇很另类的文献。共14支简,原无篇题。主要叙述自季连开始到楚悼王共23位楚公楚王的居处迁徙,内容与《世本》之《居篇》很相类,故定名为《楚居》。应该说,这个定名是有一定依据的。《世本》15篇,著录于《汉书.艺文志》春秋类,是先秦时期重要史籍之一。陈梦家先生据《世本》述及赵王迁事,并称为今王迁,认为是战国末赵人所作;成书于秦始皇十三年至十九年(公元前     

迁徙的经验与现代化的梦想——从知青下乡到民工进城的文学叙事

中国20世纪下半叶先后出现了知青下乡和民工进城两次大的人口迁徙。文学叙事对这两次逆向人口迁徙经验的描述,反映的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的离"家"苦难。两者的差异在于,知青文学反映了革命现代性指导下的政治实践所带来的经验,包含着英雄主义的主题和浪漫主义激情,民工进城的文学则是普通人的日常故事,呈现为另类的苦难。知青文学的叙事重点,是精神拯救问题,民工进城的文学叙事则包含着叙事者的人道主义同情。人口迁徙的这一转向,标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已经从一种革命的行为转变为一种经济的行为,务实的生存逻辑反映了社会对城市文明的肯定和对乡村文明的扬弃,这实际上向人们提出了两难的价值选择。新的道德原则的建构应该在肯定物质利益正当性的同时,重视精神价值和道德的自我提升。     

改革户籍制度 实现迁徙自由

改革户籍制度,实现迁徙自由,有助于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分析了我国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的户籍制度,总结了其成效和存在的不足,最后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清代早期国家疆域建构与苗族支系蒙人的国际迁徙

苗族支系蒙人在世界范围内的迁徙流散,考其根源,与清代早期的国家疆域建构不无关系。在17-18世纪的清代,中央政府实际控制的疆域成倍增长,既是此时期清王朝面对西方殖民势力扩张所做的应激式反映,也是清王朝对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非汉族群实施中国化的结果。在对西南边疆族群推行中国化的过程中,武力征伐与文化教化成为清政府同时使用的策略。武力征服手段主要针对湘黔交界地区从未被教化过的“生苗”,直接导致后来该区域两次大的“苗乱”发生。“苗乱”被清政府镇压后,湘黔苗疆的部分苗族向更西部的广西西北部与云南东南部迁徙。他们的到来,迫使早先居住在此地的苗族另一支系蒙人越过中越、中老边界,向越南与老挝北部地区迁徙并定居,开启18世纪以来苗族支系蒙人国际迁徙流散之先声。     

独联体近期移民趋势

本文根据官方统计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 ,考察了前苏联在 90年代初解体之后独联体 (CIS)移民模式的变化 ,并且分析了造成这些变化的种种因素。本文内容不仅包括独联体各国之间的迁移 ,而且包括它们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迁移。本文特别关注俄罗斯族和其他族群的回归、难民和流民的被迫迁移、劳工移民流、非常规移民 ,以及被逐民族的回归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