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权、审判权在民事诉讼中的制衡关系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一直以来就是以解决诉权和是判权关系为主要课题,而这两者之间的制约和反制约的关系却常常对民事诉讼活动的公正和效率构成了阻碍,检察权作为一种“第三种力量”适当地介入民事诉讼,将形成一种“三权制衡”模式,从而使诉权和审判权的潜在功能得到最大限工的释放,最终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目标。     

浅谈刑事自诉权的排他性

刑事自诉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起诉方式,与世界自诉趋于萎缩的趋势不同,我国新刑诉法对自诉适用的范围进行了扩张。本文从刑事自诉权的人身专属性─—排他性入手,对我国刑诉法的规定进行了检讨,提出刑事自诉案件适用的范围及自诉人的范围都应严格限制的主张。     

刑事公诉和解中当事人主体地位之考量

作为一种体现对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平等保护司法理念的新型刑事案件处理方式,一直颇受争议的公诉案件和解程序在立法上得到最终确认,这一立法的变化是刑事司法改革推进过程中当事人诉权和程序性主体理念对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的必然要求。在把握公诉和解当事人主体地位时,必须正确认识刑事公诉和解程序的不独立性,准确理解刑事公诉和解对证据制度的冲击。在厘清以上问题的基础之上,通过加大对当事人程序性主体权利的进一步保障以及强化刑事和解中公权力行使的规范化两个方面来实现当事人在公诉案件和解程序中主体地位的确立。     

检察权在多维视角下的定位与角色转换

我国检察权理论长期处于“习惯式”、“肤浅式”的重复诠释之中,并带来了刑事司法改革停滞不前的局面。因此,有必要突破传统的检察权理论,通过对检察权在多维视角下定位与角色转换的学理分析,提出在刑事诉讼审判前程序与审判程序中检察权不同的法律定位与职能形式、合理的角色转换以及法律监督存在的空间。     

论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反悔上诉权的规制——以检例第83号为样本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并不相悖的一项制度设计。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实质上是一种求刑权,而非裁量权。此种量刑建议的效力因控辩审三方职能的差异而各异,而被追诉人也不因其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认可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而导致反悔上诉权的丧失。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上诉理由有很大一部分系量刑过重,检例第83号正是此类案件的典型体现。为了避免被追诉人随意滥用上诉权的情形,司法机关应客观、审慎审查上诉理由是否正当。可以通过在审前确保控辩量刑协商合意充分、采取相对确定刑的量刑建议,在审中释明无正当理由上诉的不利后果,在审后借鉴损失时间指令制度等方法,对被追诉人的反悔上诉权进行一定的规制,以避免司法资源的无端浪费,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实施。     

论行政主体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从行政奖励被撤销后的利益追索说开去

在当今给付行政时代,行政相对人从行政主体处获得不当得利的情形已大量出现。行政主体如何追索这些不当得利,我国大陆立法上并无明确规定,理论上的探讨也较少。参酌域外公法上返还请求权制度,在有授权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可以凭借自身的公权力直接对行政相对人采取强制返还措施。否则,应当通过诉讼获得返还。不过,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衡平法理和时效等因素,行政主体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应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比较法视阈下的公诉权司法审查制度改革

我国的公诉审查由过去“实质审查”转向为“形式审查”后,公诉在程序效力上已接近“有诉必审”,而在对不起诉裁量权的五种事后救济程序中,司法救济未取得一席之地,这使我国的司法权在公诉审查阶段未发挥其应有的制约公诉权滥用及排除法官预断、保证集中审理的功能。在考察英、美、德、法、日五国公诉权司法审查制度的基础上,剖析我国立法在该制度配置上的缺陷,提出改革我国公诉权司法审查制度的可行性方案,可以推动我国的司法改革,为刑事诉讼公平、有序和高效率的运作提供保障。     

合同解除效果:《合同法》第 97 条的解释论

关于《合同法》第97条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学界历来有“直接效果说”“折中说”“区分说”三种不同的解释路径,司法判例亦长期不统一。在我国现行法体系内,有体物、受领劳务及金钱返还义务与不当得利返还义务在正当性基础、要件事实方面均存在差异。在标的物毁损灭失场合,因风险负担规则的介入,以不当得利返还义务解释此时的返还义务亦不够妥当。但是,“直接效果说”与“折中说”的差异不应过分夸大,两者的区别更多地体现为逻辑自足性的优劣,从实务效果角度观察却并无根本性区别。     

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

民法通说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请求权为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本文认为合同无效的确认请求权并非形成权而是一种司法保护请求权,民法通则并未将其排除于诉讼时效的客体之外,合同无效的确认当然适用诉讼时效,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维护社会整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