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模式——对中国法院“司法行政化”现象的重新考察

经过近十年的司法改革,中国法院始终没有摒弃那种通过行政审批来进行司法决策的惯常作法。这既造成审理权与裁判权的分离,也使得合议制度变得难以实施。这种司法裁判的行政审批机制之所以盛行不衰,首先是因为法院普遍存在着司法裁判职能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混淆问题,使得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的司法官员难以与普通法官平等地行使司法裁判权。另一个原因则是在现行司法程序中没有建立一种"通过诉权来制约司法裁判权"的机制,使得控辩双方无法对法官的裁判权产生有效的制约。     

文物返还国际争议解决的合作与交流原则

文物返还国际争议体现了不同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倾向于将文物留存在国内,而另一方则极力主张文物的自由流转。解决文物返还国际争议,应遵循国际合作原则,寻求建立一种以共享和交流为主要方式的互惠性的安排机制,从而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需求。     

诉权理论导入我国刑事诉讼体系的必要性

诉权理论导入我国刑事诉讼体系与刑事司法改革的深入息息相关。分析诉权理论导入刑事诉讼的必要性对于建立我国的刑事诉权理论体系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诉讼核心的转变、人权保障的强化和诉讼研究体系的创新等角度来看,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导入诉权理论十分必要。     

经济诉权初探

经济诉权是广大社会成员所享有的。针对经济违法行为请求国家司法裁判的权利。独立的经济公益诉讼是经济诉权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原告资格界定了经济诉权主体的范围;经济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界定了经济诉权客体的范围;经济诉权的内容包括起诉权、请求裁判权、期待胜诉权、上诉权。与民事诉权相比,经济诉权是公益诉权。     

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私法责任承担方式的立法选择——兼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的二元定位

我国《民法通则》、《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同时规定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等救济方式.在以上三部法律中,这些救济方式性质、内涵是否相同并不明确,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极易引起混乱,也为未来民法典设计私法责任承担方式设下了制度障碍.本文认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既可以作为绝对权请求权,又可以作为私法责任承担方式,二者具有各自的独立性.这种二元定位具有理论与现实的意义,未来民法典应该作出科学的立法技术处理.     

论宪法中的行政诉权

中国宪法第41条中的“控告权”不等同于、但包含了“行政诉权”的内涵。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具有两种属性:一是作为公权利的“监督权”，二是作为私权利的侵权后的“救济权”。前者是政治性权利，也是实体性权利，后者是非政治性权利，是典型的程序性权利。这意味着人们长期把行政诉权仅仅作为一种救济权或程序性权利有失偏颇。为了规范行政诉权行使的秩序，行政诉讼法对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在内容上进行了缩限，并在权利的外在形式上体现出程序性特征，但这不意味着行政诉讼法中的行政诉权所继受的权力属性有所改变。     

精智残疾者在成年监护程序启动中的权利保障

成年人被法院宣告"监护"后,本人的行为能力将被完全或部分剥夺,自此本人对所有事务的决定权由监护人来替代行使,本人丧失自我决定权这一基本人权.故监护的启动对本人影响重大,应慎之又慎.中国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签署国,但就成年监护启动程序而言,还存在着对本人程序权利保障不足、宣告认定依据混乱、本人救济途径缺失、裁判结果公开等诸多不足,极易造成监护启动程序中侵害本人权益现象的出现.未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监护部分立法应废除民事诉讼法对诉权的限制,明确剥夺行为能力的裁判依据,引入法官综合独立判断机制,增设定期审查制度,判决结果采匿名制度.     

论请求权与诉权的区别

诉权是一国国民基于民事纠纷的发生,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的权利.请求权是一种不通过起诉来表述自己主张的权利,其价值在于节约成本.将请求权混淆于诉权的历史原因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系出于误解,都是站不住脚的.请求权与诉权在主体、发生基础、内容、性质、与诉讼的关系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区别.     

行政公诉权客体范围的界定

行政公诉权客体范围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难题。由于行政公诉权客体涉及权力（利）的方方面面,加之,行政公诉权主体自身能力有限,行政公诉权客体范围应当是有限的。根据行政诉讼的功能,结合行政执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现状,行政公诉权客体范围应当主要限于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重大行政案件,即包括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作为或不作为（包括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案件。     

相对性原则和受益第三人合同

在传统相对性原则的要求下,第三人不能享受合同上的债的权利和诉讼的权利.但是,司法实践表明第三人参与到合同关系中的案例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第三人在合同中的地位和权利问题成为世界合同法领域令人关注的问题.固守相对性原则从而导致合同纠纷的处理不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公平原则,是很多国家司法机关遇到的难题,也成为众多理论研究者和法律实践者批判的对象.作者认为,具体制度如何设定,首先取决于合同法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原则.建立合理的受益第三人制度,旨在通过保护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意思表示,来保证当事人在公平的交易中获得各自的期待利益,这恰好体现了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根本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