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海更路簿”国际法上的证据资格——以苏德柳抄本“水路簿”等12种“南海更路簿”为样本

国际法上,以国际法院为代表的国际司法机构,通过立法导引和司法实践,逐步确立了以"无讹化"为标准的证据资格判定规则。"无讹化"的本质属性是要求适格的证据应具备客观真实性。苏德柳抄本"水路簿"等12种"南海更路簿"以外化载体的时际性、内载地物命名的同一性以及更路航线的同叠性,坚实地构筑其国际法上的证据资格。具备国际法上证据资格的"南海更路簿"可为其发挥我国在南海享有主权、历史性权利等海洋权益的证据价值,提供前置性和基础性支撑。     

近年来台湾主要政党与青年选民群体的互动分析

近年来,台湾主要政党依据青年选民群体的政治文化特征,纷纷采取具体措施来吸引青年选民支持.在平时,主要依靠建立青年组织体系,累积青年的政党认同,在选举时期,则围绕政党形象营销、候选人形象营销、政策营销三个主轴,全面性地争取青年选票.在台湾未来的选举中,针对青年选民群体,主要政党之间的竞争将变得日益激烈.     

浅谈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资格

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作为行政诉讼活动的垫脚石,直接关系到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程度和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力度,重要性不言而喻。行政诉讼法自施行以来,原告资格由窄到宽,进一步保障和扩大了行政相对人的诉权,但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由此拟就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基本问题作一阐释,并就如何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提出一点浅薄之见。     

有前科者就业歧视之比较研究——以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例

世界上明确立法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有前科者的国家只有加拿大、韩国和美国少数的州。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审理有前科者就业歧视案件采取的是合理性审查标准,因此,涉及限制有前科者就业资格的案件大都判为合宪。我国台湾地区限制有前科者就业资格的立法也很严格。以台湾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五百八十四号解释为契机,台湾的学者和实务部门提出以宽容原则来限制有前科者的就业资格。与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和实践相比较,我国对有前科者就业资格的限制是极其严格的,我国应该采取宽容的原则来合理限制有前科者的就业资格。     

我国资格刑研究及立法建议

资格刑是刑罚种类之一,完善资格刑立法及其适用对于健全刑法体系,预防和惩治犯罪具有巨大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资格刑立法的分析和与外国资格刑立法的比较,提出完善我国资格刑立法的建议。     

城镇化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影响及其应对

城镇化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带来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主体、权能内容、行使方式、实现目的等多方面的变化。为因应这一变化,应当在现阶段实行集体成员不因其进城落户而丧失集体成员资格和进城落户集体成员自愿有偿退出承包地、宅基地的政策,但从最终实现进城落户集体成员的城镇化考虑,也应适时建立市民化集体成员资格的强制退出机制;应当建立以户为单位的农民集体成员权行使机制及其委托代理机制;应当正确处理土地三项改革中村组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应当在农民集体所有权的行使中将管理权能的行使转向经营管理为主。     

论保护规范理论的司法适用及其分析框架

2017年刘广明案判决中,最高法首次引入德国法上的保护规范理论,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基准即"利害关系"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思路。目前我国学界对保护规范理论的争议集中于"能否司法适用"问题上,大致形成"肯定立场"与"否定立场"两种观点,但仍要对保护规范理论"如何具体适用"的实践问题予以回应。鉴于其司法适用混乱现状,有必要统一保护规范理论分析框架,采取"三层次"的分析框架:第一层次中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反的法律规范;第二层次解释争议规范是否属于保护规范;第三层次则判断原告是否属于保护对象。     

论污染环境行为的刑法治理

治理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应摒弃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相对立的思维定式,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重视生态环境法益和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财产及公共利益的协调保护,加强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保护。按照这种思路,我国《刑法》应当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从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独立出来,设置"危害生态环境罪"专章,并适当增设一些污染环境犯罪的新罪名,严密污染环境犯罪的刑事法网。同时,应适当提高污染环境犯罪的法定刑,充分发挥罚金刑对污染环境犯罪的规制作用,增设资格刑,对污染环境犯罪人从事特定职业或者特定经营活动的资格予以暂时或者永久性的剥夺。     

《公司法》框架下股权让与担保的解释论

我国在司法实践中逐渐确认了股权让与担保的效力,法学界也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著,但大多不是立足于公司法的组织法属性而展开,《公司法》框架下的法律适用方案明显不足。因此,充分认知股权让与担保的融资功能与股权转让功能,可对股权让与担保中未被司法解释涵盖的交易形式提供《公司法》框架下的解释论。股权让与担保往往具有结构性融资交易行为属性,因而和一般让与担保具有根本区别。在我国,不能将《民法典担保司法解释》的规定作为确定股权让与担保法律后果的唯一依据,而应立足于股权让与担保的实际交易结构,区分不同情况,在《公司法》框架下对股权让与担保中股东资格作具体认定。此外,反思《民法典担保司法解释》规定的股权让与担保中股东出资违约责任的裁判规则,可在《公司法》的组织法框架下,合理确定外部关系的处理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