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可读与同光清流人诗歌酬唱中的家国情怀

清代同光之际,位卑权微的吴可读,因弹劾权贵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残杀甘肃高台百姓与上疏两宫皇太后“尸谏”为同治帝立嗣而震惊朝野、名动天下,尤其在“清流”人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其时,清流主要人物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等借此纷纷以诗歌与吴可读唱和,或隐栝是非,评章时事,相勖风骨;或在吴可读死后赋诗叹悼,抒发忠君爱国情怀,摩励气节,纠弹官吏,匡正纲纪。就此际吴可读与清流诸人的诗歌酬唱作钩稽索隐,综核往来,抽绎端绪,冀可从中觑得相关大事件中的历史细节与人物活动,了解清季清流的兴盛与消亡历程;审视清流人的情感世界、思想向度、价值追求;认知清流所作所为对当时朝政民生的积极影响及为“同光中兴”做出的历史贡献。     

张籍的方外之交及佛道思想研究

张籍虽一生笃信儒教,但他和僧人道士亦有较为频繁的交往,且有诗歌酬唱赠答。张籍晚年思想较为消沉,受佛道思想影响较深,甚至有服食丹药的经历。     

苏轼与杭州诗僧诗文酬唱及其相互影响

苏轼与杭州多位诗僧有着不解的诗文情缘,参寥、辩才、维琳、惠勤、惠思、清顺等都是他的方外之友。苏轼在莅杭之时才形成如此规模的诗僧交往群落,这与苏轼所处的现实政治环境、其思想上的佛老意识和杭州的客观环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杭州诗僧对苏轼的人生观、世界观、诗文创作和诗文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苏轼也对杭州诗僧的诗文创作和人格操守产生影响。     

高启诗系年驳正

高启是明初最杰出的诗人,其诗文创作是研究其生平及创作最重要的依据,清雍正年间桐乡金檀<高青丘年谱>和今人沪上陈建华先生<高启诗文系年补正>对于高启相当一部分诗文作了系年,然仍有未审慎和舛误之处,其中<萧山尹明府吴越两山亭>、<约诸君范园看杏花>和<次徐山人与倪云林赠答诗韵>等十数首诗作的系年或错误,或缺乏文献依据,有必要作进一步考辨和重新系年.     

论曹植的赠答诗

赠答诗经过先秦两汉的发轫,至魏晋时期臻于成熟。曹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其赠答诗无论从题材上还是从表现手法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对后代赠答诗和诗歌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西昆酬唱集》在“唐音”向“宋调”转化中的作用

《西昆酬唱集》是宋初杨亿编选的一部唱和诗集,是“西昆体”的代表著作,在唐诗向宋诗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从题材内容看,《西昆酬唱集》中的感事述怀诗、咏物诗和言情诗等比唐诗更广泛深刻地描写日常生活,使诗歌更趋通俗化;从艺术功能看,《西昆酬唱集》开启了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点;从传承和影响看,《西昆酬唱集》既充分学习和吸收了几位唐诗大家的创作成就,又发展和影响了一批宋诗大家的创作倾向,在“唐音”向“宋调”转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孟浩然交游赠答诗观其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

细察孟浩然赠答酬唱之作,可知其交游甚广,既有宰辅州牧,亦有僧道隐士,入而为儒,出而好道,可谓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并存。孟浩然前期隐逸为寻求终南捷径,后期隐逸则缘于仕进无门,看似处于仕隐矛盾之中,实则隐逸思想为其仕进思想派生之物,其非传统之道隐,实为儒隐。盛唐精神与尚儒家风赋予孟浩然进取之心,积极交游显贵,意在谋求仕进,入世之心至死未泯,儒家仕进观始终为其思想之主流。     

晁补之赠答送别诗简论

晁补之的赠答送别诗笔墨饱蘸深情,抒写亲友离别时的感伤与慰勉,诗中常常以景寄情,借外物来烘托和渲染其内心情感。晁补之的赠答送别诗既吐露对送别之人深沉真挚的情谊,也借赠答送别诗展现个人的襟抱情怀,通过其赠答送别之作,使人从中可以感知、体察到诗人内心的情思意绪。晁补之的赠答送别诗不仅是作者社会交际的生动记录,也是其内心思想的折光和投影。     

论南朝赠答诗性情与声色之关系

南朝赠答诗是南朝诗歌中抒情性较浓的代表题材之一,其在“性情”与“声色”之关系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性情显于声色者、性情与声色交融者、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者。这些特点与当时重文尚文,以诗歌作为仕进手段的文化背景,以及后期士族狭小苍白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     

晁补之赠答送别诗简论

晁补之的赠答送别诗笔墨饱蘸深情,抒写亲友离别时的感伤与慰勉,诗中常常以景寄情,借外物来烘托和渲染其内心情感。晁补之的赠答送别诗既吐露对送别之人深沉真挚的情谊,也借赠答送别诗展现个人的襟抱情怀,通过其赠答送别之作,使人从中可以感知、体察到诗人内心的情思意绪。晁补之的赠答送别诗不仅是作者社会交际的生动记录,也是其内心思想的折光和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