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体之礼”：先秦礼学思想的发展与转向

《礼记·孔子闲居》篇中记载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以"无体之礼"为主。孔子讲的"无体之礼",其实是儒家礼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看法。孔子在晚年对礼容提出批评与扬弃,一些擅长礼容的儒家学者也受到主流儒者的批驳。战国时期子夏学派提出的"无体之礼",不但是儒家礼学思想从孔子、子夏过渡到荀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环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国直至汉代礼学发展的路径。     

怛逻斯城与唐代丝绸之路

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市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古称“怛逻斯”。公元5世纪,粟特人建怛逻斯城,后来成为西突厥领地。唐朝称霸中亚后,在西域所设最远的羁縻州就在怛逻斯城,后为突骑施可汗占据。8世纪,突骑施的兴起,客观上为唐朝在西方建立了一道军事屏障,对遏止阿拉伯帝国东侵至关重要。然而,唐高宗却自毁长城,多次向突骑施汗国发动战争,导致安西四镇不得不直接面对来自黑衣大食的军事威胁。751年的怛逻斯之役,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兵败大食。对古代中国来说,怛逻斯河简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可谓汉唐王朝国力向西发展的极点。     

明朝大厦倾覆与社会矛盾的合力作用——清前期对明亡之因探讨的再解析

经历两个半世纪的明朝大厦为何瞬间倾覆?清前期,引发上自皇帝、官僚,下至学界文人的不断反思,探讨明亡之鉴,众说纷纭。总结概括,主要有六种观点:亡于流贼;亡于宦官;亡于朋党;亡于皇帝;亡于民困;亡于学术。上述观点,只是强调某一因素对明亡所起的作用,而明朝覆灭则是长期社会矛盾合力作用的必然结果。     

化理论为方法:“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

化理论为方法与化理论为德性一起,是冯契智慧说的核心命题.任何理论都内在地具有方法论功能.概念转化为方法是化理论为方法的逻辑依据.从辩证逻辑的角度考察,化理论为方法的过程为一个辩证思维推理的过程.推理与推行是贯穿其中的两个基本环节.从方法论展开的角度考察,化理论为方法的过程主要经历了分析与综合的三个环节--开始、进展和目的.在作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交互作用的人类认识过程中,化理论为方法和化理论为德性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化理论为德性的过程越突显,化理论为方法的层次也就越高.德性的自证是化理论为方法的最高境界.     

朱熹的“自得”思想

朱熹十分重视治学过程中的自得,并对此有历经多年的深入思考与实践。朱子关于自得的思想主要内容包括自己之得、得之自身、自然而得之于己等多重意蕴。朱子主张的自得论是其一生研习圣贤之道的原则与方法,在其思想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正义与德性:休谟政治哲学探析

休谟认为人性的自私、财物中等程度的匮乏以及占有的不稳定决定了正义存在的必要性。在休谟的政治哲学中,正义起源于人类的协议,正义的目的是为了财产占有的稳定性,维持社会秩序。休谟的正义理论带有鲜明的功利主义倾向。     

文化是一点一点养出来的——读范鹏总主编《陇上学人文存》

一个地区,或者说文化单元区,不仅需要学者,更需要大学者。我认为,学者就是学问搞得好的人,而大学者不仅学问大,更是气量大、视野大、胸怀大。他们既能闭门研究学问,著书立说,更能海纳百川,提携     

从大漠敦煌到弘农华阴——汉末敦煌张氏的迁徙及其家风家学的演变

汉末名臣张奂本敦煌渊泉人,后因平定羌乱有功,朝廷恩准徙居弘农华阴,这是造成史籍关于张奂父子籍贯表述不一的根本原因.作为河陇士人的杰出代表,遭遇党锢之祸的张奂仍然固守着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念,但仕途的险恶以及汉末士人个体意识的日渐觉醒,使张芝、张昶等人毅然放弃了经学儒业,走进了书法艺术的神圣殿堂.张芝草书不仅引发了汉末士人学习草书的热潮,极大地促进了书法的艺术化进程,而且为士人寄托性情、张扬个性、实现人生价值开辟了新的通道,书法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因此大为改观.     

范式转换与拟古创新:解释学视野下文本阅读的路向

对建设中国解释学的讨论由来已久,但中国解释学的本体论价值和知识谱系囿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及近代哲学本质主义的束缚,知识界往往将中国学术置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背景下进行审视,中国解释学的解释方法和研究路径被遮蔽在近代的误读之中,从而致使对其认识不足.如何沟通中西共有的诗心和文心,在建立中国阐释学的历程中,以超越单一文化内部的跨文化沟通,用科学的理论连接历史与语境的心理鸿沟,通过主体性的生命体验展现文本阅读的广阔空间,互补与互证是走向诗性圆融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