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打造百年企业

1970年跻身《财富》全球500强的公司到1982年只剩下1/3。统计资料表明不同类型企业的平均寿命是不同的:全球500强的平均寿命是40—50岁,跨国公司为11—12岁,中国集团公司7—8岁,中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仅仅3-4岁。实证研究证明,企业是一个生命肌体,他也遵循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从企业诞生的那天起,他就站到了企业生命周期的起点,面临着生命周期的严峻挑战。在我国以海尔、联想等公司为代表的一大批企业相继提出了做“百年老字号”、“长寿公司”的口号,形成了一股中国企业“百年现象热”。那么如何打造“百年老店”?怎样才能使企业长寿不衰…     

关于建立“成都学”的思考

通过一个城市的历史,去透视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值得趋避的经验与教训,是城市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把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成都作为一个聚焦点,可以涉猎城市规模、城市生态系统、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以及地理、历史、人才、经济、技术,城市管理机制、生态机制、监督机制和应变机制等诸多问题,这也都是当今世界性"城市化"浪潮中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     

生态工业系统研究述评与展望

从生态工业系统模型、特征、分类、实施途径以及生态工业系统与清洁生产关系等方面述评了国内外生态工业系统的研究进展,指出目前国内外研究仅停留在传统产业园区的生态建设上,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在工业城镇或更广泛区域构建社会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企业、社区)共同参与的生态工业系统,并强调注重环境管理工具和高新技术产业在生态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以期为生态城市建设战略的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儒家思想与当今的生态环境问题

当今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显性化、全球化,已极大地打乱了人与自然的均衡。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儒家看到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自然界的种种生物之间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因而主张尊重自然规律",仁"不仅是爱人,而且还要爱物。处于危机之中的人类可以从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吸取必要的生态智慧思想,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延续寻找有效途径。     

中国农户小额金融信贷探析

对小额金融信贷的定义、背景及发展原因进行概述,并通过对中国农户小额金融信贷发放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全面分析了小额金融信贷在中国初步实施的绩效及问题所在,就完善中国农户小额金融信贷机制和提高农户信贷可获得性的对策进行探析。     

自然、人和自然美的疏离与统一

对自然美的认识是美学界的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含有不同层面.从完全的马克思的自然观即生态自然观出发理解自然与人,既消解了人的中心地位,又消解了自然的自在状态,而同时又保持了自然的优先地位和人的主导地位,用这种思路指导社会实践,可以消除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美与自然的疏离,创造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美好世界.
     

媒介版图与生态意识

倡导媒介的版图与生态意识,是基于当前国内大众传媒迅猛发展的背景,意在强调在共时空状态下,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媒介制品,或者不同类型不同定位的媒介机构有机配置与组合,也就是构建一个富有生机的多样性的媒介生态。在很大程度上,媒介是以整体的舍力而非单一的形式对人实施具体的影响,此项倡导的必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媒介的生态与版图意识还可以帮助梳理、调整当前媒介设置与媒介批评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这正是其紧迫性之所在。     

生态文明价值观视阈中的交往实践

生态文明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提出意味着人的交往实践目标和方式的根本性调整.从把握生态文明价值观与交往实践观的结合点入手,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体现的是主体-客体-主体的关系.在当代,这一理论要求我们致力于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创造出了三重评价机制,即自我评价、对中介客体即生态环境的评价、主体际互相评价.三重评价机制是评价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应用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才不会迷失方向,才能够更好地整合社会的各种关系,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代与下一代的和谐,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     

信息在网络传播过程中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与完善，一些不良分子也参杂进网络媒介，大肆传播色情、恐怖、民族矛盾、国家分裂等危害社会稳定的不良信息，给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心里造成了严重伤害。本文将从网络传播的利弊分析着手，研究网络传播的特点和基本途径，提出建立网络传播的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为净化网络、传播生态文明提供一些参考。     

金融创新对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影响

我国央行目前采用的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与再贷款政策、公开市场业务。文章主要考察了金融创新对存款准备金政策工具的影响，认为去年以来我国央行虽然出于限制信贷快速扩张的良好愿望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但做法是与存款准备金制度发展的趋势相违背的，而且频繁地调节准备金率对金融机构的正常发展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