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十大趋势

肇始于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组合,将是世纪之交更大规模社会分化进程的基础和组成部分。在产业革命的有力“推动”和市场化的有力“拉动”下,至少在2010年即预计中的社会转型完成前,这一分化在规模和速度上都将超过以往,并会产生许多新的特点和衍生许多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其间,社会成员构成将趋于“智能化”,并迅速经历第二、三产业劳动人口超过第一产业劳动人口等一系列历史巨变;私营企业主等与非公有制经济相联系的阶层将会持续扩大;企业家等新兴阶层将会真正形成;农民阶级的进一步分化和工人阶级的一体化将同步进行;社会阶层变动趋于加快,“两栖人”趋于减少;“身份”因素将加速退出历史舞台;贫富差距在总体上将有限度地继续扩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有所增加,但一般不会引发全局性的社会动荡。纵观这一阶层分化的全过程,不难发现这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转化的进步性社会运动。     

比较文学与自然科学:知识在西方的分化与融合如何影响对文学认知

知识在西方近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分化与融合过程。一方面,近代知识的分化是西欧国家应对工业化时代和民族危机的需要,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也显现出人们寻求知识同一性诉求。     

"学词"与"词学"的分化

晚清时期的词创作和词学研究体现出"学词"与"词学"并存的过渡特征.词作中存在明显的学问化倾向,往往成为记录词学成果的载体;而在词话、词选中,探求学词之法又是最主要的内容;造成了词创作缺乏性情,词学研究过于偏尚技术等种种弊端.随着现代词学观念的萌芽和发展,二者逐步疏离并分化,标志着现代词学学科的独立和学科意识的自觉.     

党政领导干部阶层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由理论的抽象转化为理论的具体,转化为社会各阶层成员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并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党政领导干部阶层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领导者、决策者和组织者的地位,权威性强,影响力大,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起着领导者、推动者、示范者的作用.但党政领导干部阶层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吸引力建设悬空化、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工具化,存在着思想道德武微、具体行为失范等各种问题.这归因于部分党政领导干部的领导发展力不足、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部体系相背离等.为此,必须采取提升党政领导干部的领导发展力、促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部体系的弥合等举措,推进党政领导干部阶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     

启蒙策略的调整与文学的变迁——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

发生于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思想启蒙并非是一个均质性的概念,而是受制于中国自身不同的历史语境,形成一种流动性.由启蒙先驱陈独秀创办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所发生的这种时代性变迁,前者以"开启民智"为职志,后者以"唤醒青年"为己任,这种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也使内生于启蒙思潮的"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个性相一致,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知识阶层达成精神同构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疏离,使自近代以来由"启蒙"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但是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即在此.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找回组织：水利社会调工实践的 当代挑战及其出路

水利乃农业命脉,调工建设是实现大水利与小农户有效对接的关键实践机制。打工经济兴起和基层治理转型所带来的“农户分化”与“干部软化”,构成了当地集体行动的双重挑战,成为当地水利社会秩序趋于崩溃的重要根源。在农户异质性趋高难以逆转的大趋势下,正确认识以农业生产为导向、以调工建设为纽带的村社公共性、找回组织、结平衡账进而强化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成为当地水利社会秩序维系的重要实践路径。     

电影《桃李劫》散论——批判性、阶级性、暴力性与艺术朴素性之共存

民工杀人和大学生杀人引发的社会反响,在现代中国从来都是截然不同。因此,如果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在生存层面都成为问题,那么,人们就有理由认为：这是一个非人道的社会,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这是一个毁灭人的良知的社会体制。因此,《桃李劫》与其说是对个案人物命运不公的控诉、与其说是芬芳桃李（青年知识分子）的劫难,倒不如说是全社会的劫难。所以这个社会有理由从根基存在上和体制运作上被怀疑、被反抗乃至被毁坏——而且要以非理性的手段和极端性的方式。     

工业革命前后英国工人阶层消费状况研究

18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启动,英国实现腾飞,成为第一个迈入现代工业文明的国家;消费领域,英国出现消费革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最早进入消费型社会.现代消费社会的兴起,在于工业革命后巨大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社会产品的丰盈,长远来看工业化最终导致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社会的到来.然而在工业化初期,尽管物质财富呈爆炸式增长,但遗憾的是英国经济腾飞的成果并没有为全体英国人所共享,尤其是并没有给社会下层工人阶层带来福祉,相反工人阶层陷入了普遍的贫困和人文灾难之中,因此研究工业革命前后工人阶层的生活境遇与消费状况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性价值观念和消费主义的泛滥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和推动消费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镜鉴.     

科举制度对中国传统礼俗的影响及启示

科举制度作为古代一项重要的选官制度,不仅对帝制中国隋唐以后的政治制度、士习民风、文化教育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还对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功能的社会礼俗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影响体现在：礼俗内容纳入科考范围,使得社会礼俗得到广泛宣传与普及;遵循能力本位,促使礼制下移;造就数目庞大的士绅阶层,担当传统礼俗的实践者与传播者;衍生出了众多富有科举色彩的传统礼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