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与融合:新农村建设与服务进程中的知识分子与农民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快速分化,已经形成五大社会经济等级,十大阶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正迈向多元社会,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导致各阶层之间处于一种相对松散的、缺乏紧密联系的无序状态,尤其是农民与其他阶层之间的社会差距日渐增大.为缩小城乡差距,推动社会融合,把农民再度吸纳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之中,国家近年启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位于社会分化不同板块上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公共领域里找到了相互联系和紧密结合的契机,二者的有机结合为修补横梗在城乡之间的社会裂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有助于社会融合与社会稳定.     

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最低工资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最低工资制度起源于19世纪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一个由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个别产业到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部分产业,再扩展到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最低工资制度是政府为了改善初级劳动力的收入状况而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的一种手段,其实质是通过强制性的立法把初级劳动力的工资提高到市场均衡工资之上,以此来实现社会公平。最低工资的设立主要是为了减少贫困、保证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和反对垄断。在西方国家,对最低工资的影响和确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最低工资政策是否会减少就业的问题上,尤其是那些受最低工资保护的低收入阶层。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影响

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中国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这一阶层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备受关注的社会力量.尽管该阶层的阶层意识发展较慢,但是在与政府的良性互动过程中,在自由公平竞争的理念下,将带动社会整体更加关注社会的公平与民主,从而促进政治和社会的透明度,使社会更加开放、公正、和谐.     

阶级阶层形成的家庭背景作用

本文运用了美国学者赖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阶级分层的操作性架构,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对该架构模型进行了修改.为了验证该模型的可行性,我们选择了上海、浙江、福建三地进行了调研.调研显示该模型较符合中国的国情,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家庭背景对人们阶级阶层形成的影响与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中产业工人阶层的舆情分析

产业工人阶层的主流舆情是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但也存在政治态度不够积极、参与企业决策意识下降、对改革前景产生疑虑等不良舆情.对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各级党、政、工组织应加大"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根本指导方针的落实力度,采取有力措施,确立和维护产业工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增加他们的福利,构建一个人人都能分享改革成果的和谐社会.     

家庭背景与学业成就——义务教育中的阶层差异研究

推进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这一制度设置的目标之一.从制度设置层面来看,义务教育的强制性及其经费主要由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共同负担,降低了不同阶层学龄儿童和少年在入学机会和入学意愿上的差异.在假定入学机会均等的前提下,经验资料分析结果表明,阶层差异体现在学生的学业成就当中.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家庭文化资本有着非常强的代际继承性,它会直接影响子代学业成就的获得,而家庭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则通过影响子代对教育资源的选择而影响子代的学业成就.义务教育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阶层差异提醒我们对这一制度设置,及其在实施过程中遭到的现实干预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反思.     

"学而优则仕":一本难念的经

不是不想做官,而是不能随便做 也许是因为主要研究先秦思想史的缘故,我对余英时先生的名著<士与中国文化>[1],历来读得最认真的还是第一篇论文<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从中受到的启发更是终生难忘.     

论阶级理论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分析中的重新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模式由传统的阶级分析转向现代阶层分层,阶级理论的衰落反映了人们对阶级理论的误解和偏见.阶级分层模式不仅必要,而且提供了对社会深层结构的理解."冲突论"向"功能论"的发展使阶级分析不再成为阶级冲突和阶级革命的工具,而是有助于建立社会整合和利益均衡机制.     

明清时期民族行省划分研究——以西南地区为例

依省划分是民族划分中常见的一种方式.民族行省划分,发端于明清之前的民族政区划分.明清时期,在许多史籍中频频出现按行省划分民族的方式,西南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民族行省划分思想在当时盛行起来,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划分方式.明清时期民族行省划分的产生和盛行,既是对民族政区划分的沿袭,更和当时实行的行省制和土司制有关.此种划分方式易被人们所接受,因而民族行省划分的思想影响深远,延续至今.     

试析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发展与演进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划分及其引起的财力财权的划分.财权是政治权力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财政制度也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与变革不仅仅是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多个角度、相互配套的综合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