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胡如雷先生与隋唐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雷通过回顾唐长孺领导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出版的整个过程,介绍了古代文献资料整理的特点和规律。张国刚认为,在中国20世纪学术发展的宏观走向上,出现了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演变过程,而在这一变化过程中,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冻国栋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了唐长孺在中古史研究方面的取得的突出成就,对唐长孺的治学理路和特点作出了准确概括。宁志新和黄正建侧重分析了胡如雷在历史研究中所运用的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并对这一治学方法做出了客观和科学的评价。孙继民在20世纪学术史的背景下,从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分析和确认了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史学研究成就和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认为陈寅恪的特点是承旧启新,文化史观中国化;唐长孺是转旧趋新,唯物史观学术化;胡如雷是弃旧开新,古史形态理论化。     

分化与整合:全球化时代的社会认同

文章从认同的整合与分化角度对相关的理论研究进行了评述.首先从认同整合的角度回顾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公民权"和"人民"两种认同整合机制;其次,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阶层认同分化的角度分析了民族国家面临的政治挑战;最后,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各民族国家以及当代中国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的双重挑战.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交换的变迁

本文用社会交换模型分析了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交换的变迁 ,认为转型期城市社会交换是一个阶层间交换减少与阶层内交换增多、平等的网络性交换减少与不平等的等级性交换增多的过程 ,并认为城市社会交换的变迁主要是由于交换主体的社会结构性要素特别是阶层地位的外显化所造成的。     

西部大开发与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形成

家族化的管理方式、独裁式的决策方式等内部问题 和缺乏公平竞争、规范的政策和法律的保障等外部问题，是西部地区民营企业家阶层形成所 面临的主要障碍。应当认真研究民营企业家阶层形成的规律，进一步创造良好的内部和外部 环境，加快民营企业家成长的步伐，使其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力量。     

明清社会对"富民"作用的认识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富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关于富民阶层的社会作用,时人有许多肯定的议论,认为他们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社会内部发生变化的强大动力,在国家的赋役承担、经济发展以及地方的社会管理、经济文化、灾荒赈济、公共设施建设、助君"养民"等各项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住房商品化与中国城市阶层空间分布的重构

“同质聚居”是社会分异的自然结果。但是在福利分房的制度下,住房与社会阶层之间的联系被人为地压制了。住房商品化赋予了人们择居的自由,从而引发了中国城市各阶层在空间上的聚集。城市阶层在空间上的聚集适应了城市居民空间分异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因空间位置的不同,而产生的社会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的社会问题。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中间阶层的结构功能与政策选择

中间阶层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力量,是和谐社会生成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和推动民主化的原动力,是市场最重要的消费群体。大力培育中间阶层是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培育中间阶层,一要健全社会流动机制,实现中间阶层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二要改变中间阶层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弱势地位,保证其发展的稳定性;三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保障其市场主体地位。     

法律文化视角下中西商法发展的比较研究

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出发,比较分析了法律文化对中西商业及商法发展的不同影响,从商主体的法律地位、商业法律的形成以及封建经济对商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揭示了商业及商法发展与法律文化的相互关系。     

多重博弈下的阶层分化与弱势阶层的抗争

社会的各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多重博弈关系。在中国地方层面特定的经济-政治制度空间下,这一多重博弈导致了只有让部分弱势群体牺牲,才能实现整体利益和弱势群体利益的格局。而弱势群体的特殊牺牲则可能反过来使整体利益和强势阶层利益受损,而能够摆脱这一悖论的是制度层面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