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至十五世纪的中国与也门

古代中国与也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经贸、政治、文化交往的水平.在8至15世纪,中国、也门的相互了解逐渐加深,经济领域出现直接的商贸往来.13-15世纪两国互派使节,在文化领域也有较多交流.15世纪中期,主要由于中国海洋政策的变化,两国的直接交往中断.     

李栗谷对王阳明“心学”思想之融合性传承

李栗谷与李退溪并称朝鲜性理学的“双璧”。作为“栗谷”学派的创始人,李栗谷思想兼容并取,不墨守所谓的正统性理学,细究其理论学说中亦具有极其丰富的王阳明“心学”内涵。以李栗谷思想中的“道本于心”“至善与中”及“知行并进”等理论为中心,可验证李栗谷学说中的诸多理论皆与王阳明“心学”思想是相当契合的,亦具有十分明显的融合与传承王阳明“心学”之特征。     

唐贞元年间点苍山盟誓的几个问题

贞元十年,南诏与唐盟誓于洱海边的点苍山,双方关系的恢复由此得到正式确定。点苍山盟誓不仅是南诏与唐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南诏与吐蕃关系史中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这一盟誓之后,南诏、唐、吐蕃三方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分析史籍中的相关材料,对盟誓提出者、南诏最高首领异牟寻是否参加了此次盟誓、崔佐参加盟誓的身份、地点选择在点苍山的原因四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可见,南诏与唐对此次盟誓均高度重视,并进行了周密的安排。     

有限怀柔与谨慎合作:明代封贡防卫合作的思维与实践

基于军力的局限,明朝君臣的封贡防卫合作思维一直以明王朝的现实利益特别是王朝军事安全为核心,奉行一种务实性的军事外交政策,其要点在于有限怀柔与谨慎合作。在这种根本的政策思维之下,所谓和平外交、存祀主义、中立主义、干涉主义各种具体的外交政策与策略,皆各得其所、各尽其用,颇有可采,这在明朝有限的封贡防卫合作实践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虽然自嘉靖中后期始,特别是万历中期以后,明朝在东南亚海域的外缘封贡防卫体系逐渐被破坏殆尽,以陆上毗邻属国、属部为核心开展的封贡防卫合作也愈加窒碍难行,明朝封贡防卫体系的圈层性收缩与封贡多元诉求的退行性选择日益明显,但仍不脱维护本土安全之要旨,亦可谓世异时移,攻守之势相异,因此不能以汉唐盛时之事苛求于明人。     

辽金西京大同的军事地位

大同作为辽金王朝的陪都西京,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辽金王朝的重要军事中心,同时也是中国北方的军事重镇。作为辽金王朝的重要政治和文化中心,西京大同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也是契丹和女真民族封建化的历史以及是中国中古时代民族融合进程的反映。     

大禹时代“执玉帛者万国”与天下治理

大禹时代是中国历史转型的重要时期,标志是作为“诸侯之长”的部落-方国联盟盟主之位,由选举变为世袭,进入了最早的王朝阶段。大禹通过治水将“夷夏-东西”沿线各地方国、部族的政治、经济力量进行整合,再结合征三苗等战争行为,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国家,成了夷夏联盟天下“诸侯”的盟主。《左传·哀公七年》描述夏禹时期诸侯会盟,“执玉帛者万国”,大禹甚至拥有了诛杀防风氏首领的大权。体现在礼乐制度,就是广泛分布在中国各地的二里头式牙璋等礼器和传说“铸九鼎”的规制。此一时期,早期王朝虽然建立,制度雏形已然推广,甚至出现了早期封建的萌芽,但各异姓部落、方国的内政仍旧是高度自治的,如当时平行存在的商、周二族基本可以做到各行其是。大禹体制在统一联盟与地方共同体自治方面,达成了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平衡。     

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济贫法的演变

贫困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流离失所在都铎时期的英国显得尤为突出,都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济贫法令以期解决贫困和流浪问题。围绕着对穷人的管制,济贫法令发生了重要转变：由惩罚为主到区别救济为主,法令渐趋合理。都铎济贫法的演变深受当时社会救济观念的影响,而后者又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早期救济观念往往来自于天主教,宗教改革后,社会救济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由天主教会的随意施舍到新教的随意惩罚,最后回归到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理性济贫。     

杨吴与中原王朝及周边割据政权关系述略

杨吴是五代时期十国之一。吴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主要是奉唐正朔,接受唐的委任;与梁是从联盟到隔淮对峙;礼尊后唐,坚持平等往来。与其周边政权的关系经过多次较量后,吴国采取了保境安民的政策;除了与楚对抗外,与吴越、荆南、闽等政权基本保持和平友好关系。     

倭马亚朝和阿拔斯朝前期的诗歌比较

阿拉伯诗歌在灿烂的阿拉伯文学长卷中占有特殊地位。倭马亚时期,诗歌文学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阿拔斯时期,阿拉伯文学艺术得到了飞快的发展,阿拔斯朝因此成为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作高峰期。不同的历史背景、生活模式和社会形态都会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倭马亚朝自建立之日起,宫廷内就开始了各种形式的明争暗斗,这对当时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相比之下,历经百年的轰轰烈烈的翻译运动,给阿拔斯时期的诗歌创作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给予了它更多的生机与活力,使它在吸收异族文化精萃的同时,能不断提高与完善自身,达到更为和谐、完美的高度。     

明清时期的礼生与王朝礼仪

本文以正史、政书、地方志等资料为基础,对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官僚体制中的仪式专家——礼生及其与王朝礼仪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考察。文章认为,在中国古代的王朝礼仪中,礼生扮演着受人忽视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从属于太常寺系统,主要职能是准备祭品、赞相礼仪、唱读祭文,是引导王朝礼仪的导演。他们在以王朝礼仪为核心的儒教仪式中的地位,类似于道士在道教科仪,僧侣在佛教科仪中的地位。本文详细分析了礼生与明清文庙释奠仪式之间的关系,认为礼生为整个礼仪过程,为主祭官与神明的沟通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框架,这个仪式框架是公开性的,并很容易被复制,这为王朝礼仪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