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诗意的灵动性--20世纪后20年小说语言论之三

对灵动性的追求是小说语言走向诗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进入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小说语言在诗化的过程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灵动性。如果说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是在和谐的美学理想的统率下营造诗的氛围,在“和谐”的氛围中飘动着一股士大夫式的淡雅、闲适与飘逸之气,显示出特有的灵动性,那么贾平凹、阿城、莫言、何立伟等人则是在语言的锤炼中酿造着诗意,闪现出灵动之美。     

宋志怪小说生成因缘论略

文章探讨宋志怪小说的生成因缘,认为其一方面得力于对前代小说精华部分的不著痕迹的化用,但更离不开作家对时代文化精神的借助和融会,及其在艺术形式上的努力创新。     

《子夜》中"自我分裂"的空间意象世界

从空间视角切入 ,小说《子夜》中的上海可以被解读为一个意象化的空间世界。由都市上海、吴公馆和主人公吴荪甫的私人书房等几个重要的空间意象 (群 )构成的这个开放性的空间系统 ,在不同人物的不断参与和介入中被改写 ,并由此呈现出鲜明的自我分裂特质。以吴荪甫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空间意象世界的最终崩溃 ,可以看出茅盾着意表现的 30年代初上海民族工业必然失败的多重原因。     

试论六朝的婚恋小说

以往,研究者习惯称六朝为个性解放的时代,并以此为前提来观照此期的婚恋小说,而忽视了礼法观念与婚姻制度等诸多社会思想文化的作用,有失偏颇。六朝的婚恋小说应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综合起来研究才能合理解释它的产生及其诸多特点的形成原因。     

两组诗学价值的中西比较

由于一些原因,中国古代文论没有引发对“真实”“虚构”问题的讨论,而西方则不同。“文”与“诗”也分别是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中使用最广泛的两个概念。了解它们的渊源和差异,对于理解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十分重要。本文探讨了两组重要诗学价值——“真与虚构”和“文与诗”在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中的存在形态。     

镜中之影——试论铁凝小说的“文革”批判

时代创伤给铁凝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痛苦烙印,历史的责任感使作家敢于直面历史,去触摸那根枯燥乏味而又纤细敏感的神经.反思曾经的疯狂岁月,"五四"启蒙运动很自然地成为一面镜子,"文革"的封建性与法西斯性更在于它将已掀翻的"吃人"的筵席再次搬上历史舞台,用封建的血统论和极其残酷的血腥将无辜的生命置于死地,是对历史和人性的背叛.     

民问：从破碎到沉潜——赵树理小说的一种解读

赵树理的小说,表现了中国北方农村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历史变迁,战争、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是文本的基本框架。但在历史的波涛和底层中,又隐含着一个广大的、复杂的民间社会和一种民间文化形态。作家坚定地站在民间立场,逼真而深刻地描绘了民间世界从破碎到沉潜的悲剧命运,从中也折射出赵树理从“辉煌”到“末路”的人生轨迹。     

论经营者控制权激励下的企业非效率投资

企业控制权是企业的重要决策权,拥有控制权能够使经营者获得各种控制权收益。控制权收益的损失所具有的不可补偿性使得经理人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具有对控制权收益攫取和维护的激励,因而在财务决策中更多地体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而非股东价值最大化,反映在企业投资领域就是各种非效率的投资行为。     

《白鹿原》中“白鹿”意象的显与隐

认为白鹿作为意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原始兴象、比德意象和象征意象。前两个层次是显性的,后一个层次是隐性存在的,在白鹿意象的显与隐中建构文本非凡的艺术魅力。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三种深层结构

高小康在《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传统叙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深层结构：一是历史与道德统一的正史结构。历史与道德的统一这种深层结构对于官史来讲具有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它肯定了已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合理性，因而也就在劝喻统治者重道德、重民意的同时保证了每一个朝代的统治都是天命所归，具有道德的必然。对于小说叙述来说则可能更多地是在满足一种道德需要。这种需要最终被抽象为善恶因果循环报应的叙述逻辑和在戏剧叙事中常见的“大团圆”式结局。二是从情感逻辑出发的历史批判性叙述结构。历史与道德统一的叙事意图是由社会文化传统和特定的意识形态派生的精神生产活动，而情感化的叙事则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表现。用情感逻辑来叙述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显现出来的是历史的不合理性。这意味着叙事有了与正史不同的意义。这类叙事通过强化表现历史的不合理性，而获得情感表现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