垫江李植培甫先生事略

李植，字培甫，四川（现重庆）垫江人。李植曾积极参与辛亥革命，后转而从事学术与教育，先后任教成都多所学校，尤以四川大学时间最长。李植师从章太炎，潜心于音韵之学，允称一代大家。其诗文书法也有精深的造诣。     

郑樵《通志·七音略》中的“胡僧”及其他

南宋郑樵的《通志·七音略》是研究中国古代音韵学史的重要资料.郑樵讲,他撰写《七音略》,“得《七音韵鉴》,一唱而三叹,胡僧有此妙义,而儒者未之闻”.后来的研究者因此认为,《七音韵鉴》的作者是“胡僧”.笔者不同意这一说法,《七音韵鉴》的作者不大可能是“胡僧”,但郑樵所说的“妙义”,即唐末宋初出现的等韵学理论,却的确与印度的梵语语言学知识有关,后者正是通过“胡僧”传到中国来的.郑樵其他的一些说法是否正确也值得加以考虑.     

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语言学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的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先秦时期，语言学意识萌芽于政治论辩和道德教化之中：汉代训诂学的形成是当时社会提倡“尊儒”“解经”的直接产物；音韵学的兴起，根本目的也在于通经释道和诗词歌赋；修辞观的闪现基本上是文论诗话的附属品；语法研究的薄弱，恰好证明了中国传统语言学重实用，轻本体的特征；对汉字形义关系的研究，出发点是为了解释意义，是训诂性的，也是实用性的。中国传统语言学中的实用主义思想，除了“实用”本身的合理性以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     

近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

近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虽然只有六七十年的历史,却是传统的日本汉语音韵学向现代的日本汉语音韵学转变的过渡时期.它的特点是:在汉语音韵学的各个门类上都已造成了蓄势待发的势头;汉语音韵学在传统"汉学"与新"东洋学"理念冲突下,两种学术倾向并存;注重"训点"等新材料的挖掘,使音韵学研究更加具有科学性;沿袭与发展"比较"的传统,进一步强调域外材料对音韵学研究的作用,扩大音韵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其时代局限性:汉语音韵学研究带有明显的"草创"印记,许多课题的研究尚需深入;各个门类成果比重不平衡;一些研究领域有待于进一步确立;现代实用性功能还不突出.     

从《汉书·艺文志》中看我国古代学者对小学的重视

古代的小学是经学的基础,它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个组成部分。从古到今小学一直十分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汉代时这些思想尤其体现在《汉书.艺文志》之中。     

论变形音化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变形膏化”这一概念是刘钊先生于1991年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古文字构形研究》中率先提出的。“变形音化“作为古文字构形的一条重要规律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有进一步加以梳理和总结的必要。变形音化是古文字构形演变的重要规律之一。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字例的考辨，疏于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对变形音化研究中的一些理论如概念内涵的确立、变形音化产生的内在动因、变形音化之变化形式等问题进行梳理，是十分必要的。     

唐代汉字对音的波斯词语考

文章参考相关的波斯教文献,并运用摩尼教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达里波斯语、现代波斯语、现代塔吉克语、现代维吾尔语等多种语言,对唐代《宿曜经》一星期中的七日yu sumbad、dwa sumbad、seh sumbad等及《波斯教残经》中afrinsar、^＊Khrokhwan、^＊arwangfinsahpasak等汉字音译的波斯语词语进行了考证。     

《准南子》分音词试释

本文对《淮南子》中的分音词“雠夷”、“狄”、“扬”、“擢对”、“阔解”、“帽凭”、“块阜”、“康梁”、“曼洗”和“兜”进行了诠释。     

现代汉语语音演变外因探析

现代汉语语音为什么会发生变化,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语音的变化。我们的音韵学以往只注意了前一个问题,忽视了后一个问题。本文通过对越剧唱腔对汉字字调的影响,进而对词与元曲的格律作了新的认识,提出了戏曲唱腔是汉语语音演变的重要诱因的观点,现代汉语语音是受到戏曲语言的影响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