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中信任问题论衡——基于吉登斯信任理论的思考

基于脱域机制,现代社会的信任关系体现为对抽象系统的信任,这一信任关系通过对缺场予以确信的行为不断地将未来纳入到当下的视域中,极具风险性.在现代性条件下,抽象系统因其反思性和专业性可以作为评估和应对风险的依据,同时,为了保障抽象系统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就要对抽象系统的运行和保障进行制度化规范.而现代社会出现的信任危机就源于抽象系统运行所需的制度性程序和制度性保障机制出现问题.     

关于有效减少工伤事故的分析与对策研究

健全工伤预防体系,既能降低工伤事故率,又可减轻社保基金的支付压力,减少企业工伤保险费负担.成都市武侯区自被确定为全市工伤预防试点区以来,认真调研分析,积极探索实践,对工伤预防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和定位.本文通过对近10年武侯区工伤事故调研分析,提出了加强工伤预防的对策建议.     

应届毕业生找工作要预防7大骗术

又快到了一年的毕业旺季了,很多毕业生找工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如何能找到工作又不受骗呢？下面让我们一起看一下以下的案例,来预防骗术。
　　骗术一：不交培训费,工资为零
　　求职者口述：接到一家公司的面试通知,去了之后,没有向我索要任何费用,让我留下先试用一段时间,然后再考虑是否录取。我辛辛苦苦做了一个月,结果他们却说我专业知识不足必须参加公司内部培训,培训费300元。我不愿意,对方就说,不交培训费可以走人,一个月工资也免谈。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及其治理逻辑

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要求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正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而市场与社会力量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备受关注。为此,科学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相互协调的社会共治模式成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状,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之间的矛盾为主要背景,深入挖掘政府、市场、社会在共治中失灵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并基于风险治理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要求,梳理“政府—市场—社会”参与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探索多中心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功能性设计,并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共治提出一系列制度性设计,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为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现实依据。     

全面从严治党条件下党内柔性治理问题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是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特别是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下,加强党的建设要不断开拓新局面,不断深化党的治理模式研究和实践。党内柔性治理作为以调动党组织与党员两个积极性为目标的治理模式,对于持续深化党的治理具有积极意义。     

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风险防控问题研究

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为农村金融注入了活力,但也存在道德风险和经营能力风险。近年来,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在我国农业与农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正规资金互助组织发展缓慢,出现了大量未经银监部门批准、蕴含较大风险的资金互助组织等。应从营造制度环境、拓宽资金来源、改革外部监管机制与内部控制机制等方面采取措施,增强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防控风险的能力。     

网络风险事件中的集体行动研究

风险事件中,集体的利益受到危害更容易引发"集体维权""集体抗议"等群体性事件。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表现出与传统集体行动不同的特点,风险事件的爆发是网络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网络相对自由的环境和平台为公众提供了发泄不满情绪的空间。群体成员通过构建共同身份、集体造势等情感动员的方式聚集起来,以集体行动为抗争剧目,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影响网络舆论的走向以达成其行动的预设目标,并将该影响从网络延伸到现实,最终建构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     

健康风险与福利需求的多元化——以S省H村为例

目前,关于农民健康风险的研究基本都集中于理论层面,很少有实证方面的研究。本文首先将农户健康风险的来源做了归纳:传统意义上的风险性环境和人自身具有的健康禀赋;以S省H村为例,分析在面对多种来源的健康风险时,国家和农民从事前和事后两个方面是如何应对;并根据健康福利来源的差距,对国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分析,认为农户对健康福利的需求是多样的,只有多样的健康福利才能应对并缓解健康风险对农户的冲击。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独立性与责任

人民法院的改革要求落实审判责任制,同时这也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保障与合理行使的要求。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但不应当受法院外部的干涉和影响,在法院内部也应当相对独立。对自由裁量权在法律和制度上的约束及对其滥用标准的确认,既有利于维护法官在裁判中自由且合理地运用自由裁量权,也明确了法官承担滥用责任的判定边界。     

环境风险治理碎片化与社会合作治理机制的生成

环境风险的不确定和系统性决定了其治理机制的灵活性和多元化,而当今的环境风险治理存在碎片化状态,其中以行政规制的碎片化为典型。行政规制的碎片化具有难以克服的内生性困境,这种困境体现为政府失灵状态。为了避免环境风险治理的碎片化,需要发展出一种社会合作的风险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