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理论研究综述

本文对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几个阶段以及比较优势理论在经济发展中实践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简评,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思路。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构的价值意蕴与路径选择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是社会主义中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思想政治工作平台,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向、推进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及实现教育强国的愿景目标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要加强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全面指导,要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本硕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意识以及增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师资队伍建设。     

浅析翻译研究的语言学理论期

本文概要介绍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理论期的理论发展情况,并对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学派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浅显的分析,最后对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作了简要评价。     

现代化理论的嬗变及其在民族地区现代化战略上的体现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伴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现代化理论也处于不断演变和发展之中。在中国推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现代化过程中,各个时期现代化战略的选择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现代化理论的演变和发展。     

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高等教育思想的贡献——兼论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高等教育思想的坚守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建党已超过100周年,将毛泽东高等教育思想和邓小平高等教育理论放在马克思主义高等教育发展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尤其是在其坚守与发展的关系中进行解读,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高等教育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理论：从服务无产阶级政治,到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二是高等教育人才理论：从建立全国统考制度,到恢复高考;从“三育并重”,到培养“四有新人”;从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到教育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和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相联系。三是高等教育基本职能理论：从重视教学,到要求办“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四是高等教育改革理论：从“砍掉一半”的教学内容和改变“教师念讲稿”的教学方法,到对高等教育进行“全面的改革”和对高等教育“体制的革命”;从“必须有自己的教授”,到教授应该“享受相应的工资待遇”;从对旧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全面调整,到建设“重点大学”。五是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理论：从多样性“两条腿走路”办学模式的探索,到高等教育“两条腿走路”模式的确立;从加强“党委领导”,到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探索

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主要从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角度来揭示未来共产主义的一般特征。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进行了艰辛探索,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线上广告时序策略与线下服务激励机制研究

针对线上零售商入驻线下体验店的委托代理行为,构建考虑线上广告与契约设计的博弈模型,探究二者不同时序决策对供应链绩效、线下服务的影响。研究发现：(1)线上零售商的预先广告水平与信息对称情形下相同,并对固定支付产生“替代效应”,预先契约模式的广告决策可根据契约参数灵活调整,从而形成“差异效应”;(2)线上零售商在预先广告模式下的期望利润比预先契约模式下更优,即前者的“替代效应”强于后者的“差异效应”;(3)供应链绩效与线下体验店服务效率有关,当线下体验店的服务效率较低时,预先契约模式可以使供应链总利润更优。     

崇州市:打造经办多平台践行社保优服务

成都崇州市社保局围绕“一制五化多平台”的核心,坚持“给自己找麻烦,让群众得方便”的理念,在社保大厅服务持续优化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基层实体平台和自助服务的网络平台,以群众需求和供给质量为导向,满足群众在实体大厅获得即时服务,在网上大厅获得实时服务,在移动终端随时随地获得服务的需求,实践了“零距离”与“最多跑一次”的服务理念。     

实践视角下乡村课程资源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乡村课程资源建设既是乡村教育建设的内容,又是乡村教育发展的条件。乡村课程资源建设的问题不是绝对数量的多少,而是外赋资源多、内生资源少,通用资源多、本土资源少,主科资源多、副科资源少的问题。这些问题源于课程资源的开发者动力不足,能力缺乏而又缺少合作的平台。借鉴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可以从场域变革、习性重塑和资本挖掘三方面入手,推动乡村课程资源的建设。     

困境与隐忧：公共承运人理论能否适用于规制数字平台？

当前,规制数字平台的需求日增,公共承运人理论是规制数字平台的可选进路之一。在梳理公共承运人理论历史衍变的基础上,需对其适用的可行性加以系统性考察。一方面,就公共承运人理论体系来说,“自我定位”理论、公共利益理论、垄断理论的不完备性使之难以有效适用于规制数字平台;另一方面,就数字平台而言,其公共性的来源和表现使之缺乏公共承运人理论的适用基础,而数字技术加持下的数字平台亦不符合“中立承运”的适用条件。公共承运人理论在尊重公共承运人权利行使自由的基础上应对其权利滥用行为予以适当限制,而未经全面考察地将公共承运人理论适用于规制数字平台,亦存在简化规制过程、扩张规制权力的潜在隐忧。因此,应审慎研判公共承运人理论,并从缓将其适用于规制数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