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岑边塞诗用韵与思想及艺术的关系研究

同为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 ,高适和岑参的边塞诗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与此相适应 ,其作品的用韵也各有特点。高适前两次出塞时期的作品多表现生活的阴暗面 ,以“悲壮”为特色 ,但以“悲”为主 ,以“壮”为辅 ,因而在韵脚的选择上主要用阴声韵。第三次出塞时期的作品以歌颂战功和表达豪情为主旋律 ,用阳声韵 ,韵式上基本用偶行韵。而岑参基本上用阳声韵、随韵 ,尤其是其随韵韵式的运用解决了某些表现豪壮风格的作品用阴声韵的矛盾     

论高适《燕歌行》为模仿之作

人们对高适《燕歌行》的本事有多种说法,其实该诗是在模仿前人边塞乐府诗的基础上写成的。该诗的篇章体制因袭了前人拟辞的程式,诗中时空背景的设置、对军中苦乐不均的描写、对“城南”少妇的描写等均源自前人的边塞乐府诗。     

论高适的佛教意趣

高适交往僧侣、皈依密宗,曾接触到一些佛教义理,其诗歌中常引用佛教词语,一些诗作中还流露出淡忘世事、追求清净的心理。高适创作十余首登临佛塔寺阁之诗,诗人常在高阁巍塔上感叹造物高远,并联系佛教义理生发感悟。高适对佛教义理理解始终肤浅,诗中描述的澹然空寂之心灵境界,反映诗人于仕宦困境中矛盾犹疑的心态。     

高适家世及其早年经历释证——以新出《高崇文玄堂记》、《高逸墓志》为中心

新出土的高适之父<高崇文玄堂记>、之侄<高逸墓志>对于我们研究唐代著名诗人高适的家世及其早年经历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资料.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对历来争论很多的高适生年重新加以考释,综合考订了高适家族高崇文、高崇德、高崇礼三支的仕宦、婚姻情况,并对高适早年生活经历、本人与家庭的关系、仕宦生涯的几个关键转折点等学界关注的问题提出了新解.     

隋通济渠流经线路的一条较早的新书证

通济渠是隋大运河中最重要的一条,其东段通称汴河.由于早期文献记载或简略不明,或易生歧义,所以关于通济渠东段(汴河)的具体流经线路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当代历史地理学界主流观点是认可中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里对汴河的记录,即西起黄河板渚(今河南荥阳市北),向东流经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宋州(今商丘市),再偏向东南流经宿州(今安徽市名),至泗州(今江苏盱眙县北洪泽湖中)入淮河.通过研究认可此说,并且发现盛唐人高适的<东征赋>是佐证此说的一条新的重要书证,它比<元和郡县志>早了六七十年.     

盛唐诗人高适、李白的人生选择及交游关系新议

诗人交游考是研究诗人生平与创作的重要方面,不同诗人间的关系往往随着个人的人生选择、道路和地位身份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探究诗人的交游关系可以为梳理文学史线索、评判诗人的历史地位等提供重要依据.作为唐代诗坛的代表人物,李白、杜甫与高适的交游是盛唐诗坛的美谈,更是学术界研讨的热点之一.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多在三人同游的时间、地点及交游过程中三人的感情深厚与否等方面,其中李白与高适的交往更因二人在永王之乱中人生选择的不同所导致的身份对立以及相关诗作的缺失而备受争议.学术界多认为,高适在永王之乱后没有对李白伸出援手是出于自身政治前途的考虑.然而,考查二人的交往过程以及永王之乱后李白的实际处境,可以看出,高适的处理方式是建立在对时势的准确评估之上的,乃是“不救之救”;相关诗作的缺失,亦不能排除流传过程中散佚的可能性,二人的关系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也谈《燕歌行》

对《燕歌行》主旨的理解 ,学术界见仁见智 ,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从高适写诗的背景 ,从作品的基调考察后认为 ,《燕歌行》并非针对具体的人和事 ,《燕歌行》的主旨既非歌颂 ,也非讽刺 ,而是为战士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叹息、不平。     

高适诗歌中数量词的研究

本文将对高适诗歌作品中出现的数量词进行地毯式梳理,并具体分析其详细分类和各自担当的句法、语法功能,力图借助语言学研究的某些成果,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认识高适诗歌创作的某些特点和规律,并总结出其诗歌创作的技巧。     

高适、岑参边塞诗比较

高适、岑参同为唐代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向来被并称为“高岑”。他们的作品大多反映边塞战争,表达自己立功边塞的愿望,以及描写边地山川景物和风土人情。但在写作手法和风格特色方面两人侧重点又各有不同:高诗叙事、写实、议论,思想深刻,现实主义气息浓厚;岑诗写景、描写、抒情,富有艺术个性,浪漫主义色彩突出。本文主要从思想情调、写作手法、风格特色三个方面比较高、岑边塞诗的异同。     

高适《燕歌行》新论

盛唐边塞诗有两类,一类是入幕文人作品,一类是非入幕文人作品.前者多关注战斗过程,后者多关注战争性质.高适<燕歌行>是后者的代表作,它本质上是一篇"和作",内容和形式都受到原作的影响和制约.原作者"客"当为时任张守珪幕府管记的王悔;"感征戍之事"是有感于原作所述"征戍"之事,而非针对张守珪不惜士卒;其形式颇有特色,而非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