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民族史观语境下的苻坚民族思想

先秦至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出现过多次变化与反复,魏晋时期的主流民族观传承自秦汉,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在民族矛盾极端化的魏晋时期,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胡汉双方位的民族观视角,为此后苻坚民族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苻坚民族思想以天下观与民族观的统一和柔性民族政策为主要特点,以柔性政策取代征战杀伐的理念领先于当时时代,但由于理想化色彩浓重,其理论体系和现实尝试都存在无法克服的弊端与不足,因此无法避免失败的结局。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题材的情感模式及文体特征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的同题之作,大都表现出丽色-爱悦-自持-分离-怅惘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或人神爱慕之时,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这种脱却外在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的情感主题,在志怪小说中因"志怪"的外衣而得到更加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将辞赋虚构的文体特征与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相结合,利用赋体的铺陈功能以及颂与讽的表达效果与模式,让辞赋适时地承担了这种情感主题的表达.随着南朝诗坛声色大开、宫体诗兴盛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此类辞赋创作在南朝逐渐衰弱.     

东汉魏晋时期颍汝、南阳地区的私学与游学

东汉魏晋时期,颖川、汝南、南阳地区的士人在经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中崭露头角。 东汉顺帝之前,三郡士人以私学教育和游学等学术活动为主,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士人集团。 至东汉后期,三郡的士人集团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并成为社会的中坚,及至魏晋时期,仍然如 此。三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游学的兴盛促成了士人集团的形成以及士人走向政治舞台。     

郭象玄学与魏晋风度

本文认为魏晋玄学的中心文本是《庄子》而不是通常认为的《老子》。从东汉到魏晋,玄学中心文本由《庄子》到《老子》的置换,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两汉谶纬神学的崩溃以及经学的被弃;其二是庄学是人生哲学,而老学是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郭象如何对庄子的《逍遥游》进行创造性地误读,从而消解了庄子逍遥游的全部神秘主义色彩和庄子逍遥游“外化而内不化”的内在紧张,从而为魏晋士人在精神和社会实践两方面的逍遥放达提供哲学上的依据。     

魏晋至隋唐的历史文献学

随着史学的发展以及史学跟社会生活关系的更加密切,人们加强了对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和使用,从而推动了历史文献学的进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成长起来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史书部类趋于定型,另一个方面是史注取得了巨大成就。史书部类的趋于定型,是史书在数量上迅速发展和种类逐渐增多的要求。史注的巨大成就,表明了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     

鲍照赋与魏晋赋

鲍照赋从情感倾向、风格特点、题材内容到表现技巧,实受魏晋赋的影响:他的赋具有建安风骨的特征,其咏物赋,继承了魏晋咏物赋擅长抒情说理的特点,并有所发展,而其抒情小赋则继承了魏晋抒情小赋的感伤传统。     

魏晋风俗散论（之三、之四）

汰侈之风：暴发户与败家子（之三） 一 《世说新语》第三十篇题为《汰侈》,汰侈,也可以理解为豪奢,即过分骄纵奢侈之意。这两个字,正好是对魏晋上层贵族骄奢淫逸之风的一种精准概括。这种风气的形成,也是上行下效的结果。     

陈翔鹤与魏晋文人的现代书写

作为一位纵跨现当代的小说家,陈翔鹤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从作家到学者的身份转徙之后,又在60年代初的特殊际遇中先后写成了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在对魏晋文人陶渊明和嵇康的现代书写中,寄寓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体验和命运感知。本文着力探索了陈翔鹤首选魏晋文人与他独异的心灵体验;深度的“嵇、陶”体认与独异的书写姿态。     

外道内儒：嵇康矛盾心理的文化解读

嵇康是中国文学史上较为矛盾的诗人,一方面他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主张,追求一种闲适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则又表现出对儒家传统的遵从.这种矛盾具体地表现在他脱俗与入俗、避世与入世、悖礼与崇礼、贵生与殉身的冲突之中.     

"魏晋风流"史态观照

个体精神文化生态的形成受制于时代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作为魏晋时代士人文化精神的外化,"魏晋风流"体现了士人对内在和谐精神生态,即自由自适人生境界的追求,其特征与时代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保持着高度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