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仙”观念之流变考

根据“仙”的字形演变,其字义从描述特定形貌延伸出超凡脱俗之义,并兼容登、升义后形成较为原始通用的“神仙”义。在方仙道以邹衍五德始终之说论仙之后,“仙”第一次与长生产生关联并较为完整地具备了宗教义。汉晋时期,“仙”多与鬼神混用,泛指一类与人异质且具备特殊能力的群体,仙人概念发展呈多元化样态：观念上从具备纷繁不同能力的群体转向以长生为核心的修道者,方法上从信仰崇拜转向己身修行,关系上从独立个体转向严格的等级次第。在此背景下,葛洪提出与前人皆不相同的仙论。首先,仙不是异质于人的特殊群体,而是人道之仙;其次,人之为仙的核心关键是长生,唯长生可以称仙;再次,长生不是特定之质,而是学致的;最后,学才是人之本真,学的两个要素是明师和定志。     

分期、分类与延伸: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研究的细化与深化

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代表人物生活的主要时代可分为东汉晚期和建安时期,前者仍为统一王朝,后者则是分裂割据,从前后两期代表人物关注的重心问题的变化可看出这种差异,而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后期比前期深入了许多.这是应对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分期的理由.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代表人物思想倾向的不同,是魏晋礼法和玄学的政治、学术思想形成的源头之一,此为应对代表人物分类的原因.从东汉晚期开始探讨的儒法关系等问题,对它们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了曹魏早、中期,为了更完整地把握汉魏时期思想嬗演的轨迹,应将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的时间段进行延伸.     

宋代荐举与士风

宋代荐举制度在选官中的地位较之前朝后代都有所增重,使其在官员仕进之路中逐渐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兼之制度的不完善,士人为谋求荐举,造成了"奔竞"成风的社会现象.由此在客观上对有宋一代的士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宋代虽不乏在荐举中坚守道德,砥砺士风的士大夫,但在现实环境之中,却虚弱无奈.虽对士林有所激励,却根本无力改变社会现状.荐举之风的不正加剧了士风恶化,不但是一个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制度问题.     

神龙初文人之贬与初唐士风

唐中宗神龙初年,大规模的文人正向遭贬.士风的谄谀成为高宗武后中宗三朝的时代顽症.政治的翻云覆雨、吏治的严于用刑、儒学的衰微和科举取士内容的变化、统治者对士人喜则赏怒则刑的随意处置、士人对功名的强烈追求等等,是这一时期谄谀士风形成的基本原因.     

魏晋南北朝崇重旧望价值观的形成及对士风的影响

旧望的基础源自东汉时期的著姓和经学世家,形成了以儒学为主的家学传统和为世人称羡的优美门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历代统治者的倡导下,士族社会形成了崇重旧望的价值观,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由旧望拥有文化和人物上的优势决定的。崇重旧望对士风产生了种种影响,如士族标榜郡望,以郡望自矜之风盛行,等等,虽彰显了旧望在文化上的自信和优越心理,但也表现出旧门子弟妄自尊大的精神风貌,深刻反映了中古社会的时代特征。     

魏晋三良诗系列作品新论

咏叹评论秦穆公以三良为殉事件的系列诗文,是自魏晋一直到明清,诗人与学者都非常关注的课题。就魏晋诗人而言,他们彻底地改造和变革了先秦两汉经史著作里盛行的对杀人为殉的秦穆公进行严厉批判谴责的主题,王粲、阮踽、曹植以及陶渊明,都把斥责君上转换为歌颂君恩,把怜惜三良的被迫自杀从死转换为歌颂其感恩图报、以死尽忠。这是一个时代的共同倾向,在当时君臣大义趋向混乱的时代,显示出这些思想敏感的文化精英努力反拨乱世潮流的苦心孤诣的努力。     

个中妙趣谁堪语？——读刘强《一种风流吾最爱：世说新语今读》

魏晋六朝,志人小说风行一时。涌现出的作品,如邯郸淳的《笑林》、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葛洪的《西京杂记》、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皆属此类。由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无疑堪称个中翘楚。该书拔新领异,其意义及影响远远超越了同类题材的著作,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朵奇葩。     

魏晋诗歌中的距离审美

魏晋时期,人类对自然景物的观察视角开始从近距离平视慢慢向远距离俯视转变,这对当时诗歌的美学形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人类对时间的认识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丰富了诗歌的哲理内涵,这些转变,给诗坛带来了新奇的自然美和无限的哲理美。力图对这一现象作一简单描述,追其前源述其影响。     

魏晋自传文学的嬗变

中国古代的自传文学,有一个由书籍自序式自传至诗文自传、由附属于正史子书到诗赋自传独立状态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在魏晋时期得以完成。子书类自序式自传和自传诗充分体现这一点。前者自东汉起便以突出自我为中心,而至葛洪《自叙》标志着纯粹自传的成立。后者由场景诗演变而来,自魏至东晋逐步发展,从蔡琰、嵇康至陶渊明,终于发展为成熟的自传诗。自传性是陶渊明诗、文的本质特征,他的创作标志着中国古代自传文学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