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寻”试论

钟嵘《诗品》提出了"直寻"的诗学主张。"直寻"应当包涵笛卡尔论直观知识时所谓的昭和晰,以及许慎解释指事字时所谓的"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特征。魏晋六朝的文学思想注重诗文的形式美感,钟嵘与刘勰仍提倡文学为人生的主张,而"直寻"正是这一主张的产物。     

魏晋咏史诗体式的演变

魏晋时期咏史诗形成了基本体式。其一,从四言和杂言纷呈发展到以五言为主;其二,表达方式从以叙述为主,发展至综合运用叙述、议论、抒情和描写等各种表现手法;其三,取材从专取一人一事,形成专咏与多咏并存的方式,并出现了咏史诗的旁支——怀古诗;其四,由主客体分离发展至主客体融合,特别是陶渊明以歌咏对象与歌咏主体人格理想高度一致的方式达到了咏史诗的极高境界。     

魏晋风度与晋宋风流辨

魏晋风度和晋宋风流代表了不同时期士人们不同的价值取向:魏晋人率性任诞的背后深藏着巨大的无奈与悲痛,而晋宋人潇洒旷达的气度才真正彰显了生命的本真与精神的自由。     

魏晋士文人的自然生存美学

魏晋之后,士文人的生存形态明显不同于此前的士人,由儒家的价值生存形态转向了自然生存形态.源于老庄的自然生存,被转化为现实中可行可见的自在和逍遥,自然生存成为士文人日常生存中明确的美学目标.从阮籍和嵇康等追求返回生命本然状态的自在和逍遥,到"外在自然"走入两晋士文人的生存视野,再到陶渊明返回南山实现"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合一的诗意栖居,魏晋的士文人构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儒家伦理生存的自然生存美学.     

东晋时期对玄化任诞士风的反省与批判思潮

鉴于西晋“清谈误国”的深刻教训,反省和批判玄化士风及其社会危害成为东晋时期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思潮。其中既有门阀士族社会朝廷当轴执政者和地方军政人物对玄化风气的指责和矫正;也有出自寒门阶层、崇尚刑名法术的文吏之士对“清谈误国”的抗议,表现出强烈的务实作风;更多的则是一些崇尚儒学的思想人物对玄学流行有损儒家礼法制度的激烈批判。这种反省与批评思潮,就时间段而言,虽贯穿于东晋一代,但以东晋前期最为集中。就思想倾向而言,虽有高级士族阶层玄化名士,但以崇奉儒学和刑名的思想人物为多。就侨人与南人的分别而言,南人不仅所占比例颇高,而且言论激烈。这些特点,都是由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同时东晋时期的主流士风仍然趋于玄化,这也决定了这一反省与批判思潮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诸多局限性。     

同义词的衍生及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影响——以早期（魏晋）天师道文献为例

用描写的方法,对魏晋天师道文献中的同义词作了考查。在共时层面上,发现了包含3451个词项的861组同义词,其中最少的为两个词构成的同义聚合,最大的为52个词构成的同义聚合,同义组的数量,随各组成员的增加而递减。而从历时的角度看,同义现象中旧质与新质的比例大致为3:1,反映了词汇在继承和创新中的平衡关系。     

侠胆仁心高士风——追忆老报人许寅的潇洒人生

唐朝文学家刘禹锡在他著名的《陋室铭》中有这样两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许寅不赞同,特地改为“谈笑何必鸿儒,往来幸有白丁”,并命孙女以楷书大字书写此联,悬挂于床头素壁之上,成为他不尚势利的情操和胸怀的生动写照。     

从魏晋文士看儒家地位的衰微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起起伏伏,从先秦产生以来其思想也不断发生变化。在不同的时期,它的存在有不同的姿态。魏晋时期的儒家较之于两汉时期便有很大的差别,这一时期以文士为代表的阶层,从他们所呈现的生活状态便可一窥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在当时的地位变化。然而这种地位的变化从另一方面来说,又是儒家获得新生的重要时期。     

诗杂仙心:魏晋道教审美趣味与文人游仙诗

受道教美学思想的影响,魏晋游仙诗扬弃两汉"诗言志"之文风,注重人之个性、欲望、感情的宣泄,透露出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极具非功利性的艺术审美价值。在道教精神的滋养之下,游仙诗意境神奇瑰丽、风格清丽脱俗,诗篇充满富于浪漫色彩的想象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上承秦汉神话文学之流,下开唐宋浪漫主义诗歌之源,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魏晋诸子“屋下架屋”的特点及其形成机制

魏晋诸子注重整合先秦两汉的思想资源以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而不能如先秦诸子一般“自开户(片庸)”.魏晋诸子“屋下架屋”的特点,表现在“理”与“事”两个方面,魏晋诸子既历时性地仿效先秦两汉子书,又共时性地互相重复.从子书篇名、著述结构、论述方式、用其情况来看,魏晋诸子“屋下架屋”是一种特殊的时代文化现象,是子书本身对“博”的规定性及魏晋尚博通的世风、诸子学派倾向弱化、地域文化建构的客观需要、拟古仿作的潮流等内外因交互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