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辨与魏晋学术的分流(下)

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在魏晋时代已经由语言学命题上升为本体方法理论。玄学中的激进、保守与温和三派各以言不尽意、言尽意和得意忘言为形上前提。因此,言意之辨以本体方法论促进了魏晋学术的演变与发展,其本身也就成为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     

情法张力下的北宋文人政治

“以情”和“以法”是宋代文人政治中两种不同行政倾向,文人官僚们也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但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二者造成的紧张中。“议者”和“论者”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力量,是缓解情法张力的有效途径,但是这种话语权有可能被误用。情法之间的制度制衡力量并不可靠,情法张力一方面考验着士人的政治良心和学术灵魂,另一方面,也是庆历士风丕变的重要内营力。在情法张力下产生的文人争执,是文人自我意识觉醒、文人心态发展的标志,既高扬了一种直道不悔的精神,也开启了党争的大门。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风貌

《世说新语》作为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全书充满高度艺术性的描绘和妙趣横生的语言,具有高度的美学价值。文章对《世说新语》的世风世貌从魏晋士人任性放诞的行为方式、推崇品鉴的名士风度到纵酒任达的两晋新风、风行朝野的玄谈盛况做了简要分析与归类,再现《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度。     

兼容并包——魏晋时期儿童教育述论

魏晋时期,儒学衰微,玄风盛行,儿童教育呈现出新的特点:教育内容兼涉玄儒．重视门第教育,教育方式灵活多样,重视寓教于乐。这些变化与当时的社会变化密切相关,也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束皙的赋风及其成因

魏晋赋坛上,束皙的赋作既不同于体物大赋,又别于一般的抒情小赋,表现出篇幅短小、浅显质朴、不事绮丽的风格特征.而这一赋风的形成,不仅与作者所处的时代有关,也与其个人际遇及个性特征密切相关.     

魏晋士人生命体验的美学解读——之岁月易逝、生死无常篇

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士人,像魏晋士人那样敏感到生与死的问题。继生命觉醒后,他们对岁月易逝、生死无常的种种悲凉体验,在当时的社会心理上,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共鸣。研究他们生命体验何以可能、探求人类这种"拓荒式"的生命体验活动在何种极致状态下才可能发生、而一旦发生又将表现为何种形式,可以理解魏晋南北朝这短短的两百多年动乱史中,何以开出那样绚丽夺目而又诡异非常的"生命奇葩"。     

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

秦汉之际,在军功爵制的推行下,"士大夫"多指士、大夫级爵群体,他们是当时基层社会编户民的主体,也是帝国征派赋役的对象。随着秦汉"爵秩体制"的发展,分赐官、民爵,促使官僚贵族化、吏民同质化。因爵制的变化,尤其是民爵日益轻滥,"士大夫"爵制的意义渐趋消亡。同时,因秩制的发展,秩级分化导致官、吏呈现分途之势,吏员群体内又分化为吏与役两个层次,"役"逐渐成为帝国控制小吏和编户民的主要手段。"吏"与"民"因役而同质化,"吏民"逐渐成为编户民的代名词。     

试论魏晋风度——以《兰亭集》为中心

《兰亭集序》凭借其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中国文化史上都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兰亭集》中的诗文及雅集集中体现了王羲之时代由魏晋玄风所引导的魏晋风度,名士借上巳修禊的习俗在兰亭雅集,而雅集中所创的诗文无不流露出名士的生死之悲、山水之情。同时,士人又浸于服食与饮酒之中,因寄所托,将服食与饮酒作为追求玄冥的途径,留连山水的媒介。最终形成了东晋名士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诗文之"气",及以追求"玄"为核心的书法之"韵"。     

心灵的中和蕴藉——魏晋时期的玄儒哲学

从哲学发生角度比较玄学与儒学的异同,可以发现二者在自然伦理和社会伦理方面的属性差异。魏晋士人越过式微的汉代经学化儒学,重拾先秦人本主义儒学的精神内核,将心灵的中和蕴藉作为联结点,将儒学与老庄学说相结合,从而构成了魏晋玄学。     

齐梁士人的两大特征及其文学史意义

盛于南朝刘宋时代的士族博学之风,发展到齐梁时代,形成了士人"博学"、"能文"和"以气类相推毂"的两大显著特征,而且这两点在全社会的普遍化程度,也远远超出了此前各代。这实际上是士人"个体自觉"和"群体自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唐代文学辉煌期的到来作出了多方面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