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栋与清迈的洛人——对傣泰王国原住民的比较研究

传统的傣泰编年史认为洛人是东南亚大陆傣泰王国的原住民.傣泰人定居于肥沃的河谷低地以后,政治上控制了洛人原住民.为了彻底统治洛人,傣泰统治阶级认同洛人的存在并融入他们的文化,祭拜洛人守护神、让洛人参加重要的王室仪式等,这都反映了洛人对傣泰王国的特殊意义.洛人和傣泰人生活在一起,资源与文化共享.洛人的历史正是景栋历史与清迈历史的发端.无人知晓傣泰人历史上从何迁徙而来,但洛人却在这里安居了很长时间.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甘南、肃南地区藏传佛教的现状调查

甘南、肃南地区信教群众的宗教意识与宗教行为更加现实化和理性化,较前呈现良性发展,寺院的生产自养事业正在陆续兴起;对此,政府机构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引导。     

对佛教起源的再思考--佛教：从中国传到印度经中亚、中国汉代西域再回到中国（内地）

大量的佛像出现在四川广汉古蜀国的玉器上(玉壁、玉牙璋、玉镯等)、象牙上。还发现有重约数十公斤、额头上镶嵌(粘)有宝石的水晶佛头上,等等,说明在当时古蜀国佛教流行规模之大、信教人数之多。起源于中国的佛教传入印度后,经过古印度人(可能含中国古羌族人)加工整理逐渐形成系统的佛教理论,沉睡近200年之后,由印度传至中亚地区各国,再传到中国汉代西域各国,最后回流到中国内地,这就是佛教的倒流现象。     

面对遗产:我们手足无措——关于峨眉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换位思考

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之一,峨眉山在管理机制上遭遇了种种遗产尴尬.概括起来,(一)因"继承者"是一个模糊的法人代表,蛾眉山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潜藏了很大的危机;(二)峨眉山文化遗产是一处"活"的遗产,应该有"活"的遗产管理办法;(三)"活"遗产要保持活力,要求一个发展的思路.凡此种种,要求我们面对世界遗产有更深的考虑,并能尽快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管理方案.     

亚洲海域的文明交流：以福建的佛教传播为例

隋唐以前,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就是西亚传教者和东北亚习法者自海道出入中国途中的一站;唐末五代,福建佛教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成为汉传佛教向外传播的一个枢纽,这种重要的文化地位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清时期,由于政府的海禁政策和欧洲人的陆续东来,闽人在环中国海地区沿岸形成贸易离散群体,使得明清易代、清末民国时期均出现了福建地区的佛教向海外“溢出”与“互动”的显著现象。而大规模的闽商长期“羁留”于环中国海各港口区域不仅保障了亚洲海域海洋交往的便利,更是闽籍僧众“溢出”与“互动”的重要基础。     

唐五代河西佛教与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法”

河西佛教源远流长 ,唐五代时期 ,敦煌、甘州、凉州及炳灵寺等地 ,皆为佛教文化之中心。河西佛教经过唐朝和吐蕃王朝时期的发展 ,到唐末五代时期呈现出多民族交融的特点 ,当时河西各民族中佛教极为盛行 ,正与河西佛教的这种地方特点不无关系。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法”的兴起 ,就深受河西佛教的影响     

藏密的形成及其特点

藏密作为藏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保留了密教的基本精神和形式。关于它的形成 ,既有深厚的思想背景 ,也有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特别是它吸取当地的大众信仰 ,并与当地固有的苯教文化等相互作用 ,相互改造 ,最终形成了不同于印度密教原型的藏传密教。它除了一般密教所具有的特点 ,也有鲜明的藏民族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咒术性 ;第二、完备的神灵体系 ;第三、严格的师承关系 ;第四、严密的教理体系 ;第五、严格规范的修持 ;第六、修行与活佛转世相联系。     

一个极具特色的佛教真理论──智的七种二谛说和三谛圆融说

智对二谛提出了特殊的见解,与“化法四教”相结合,以说明“四教”的接引贯通关系,是佛教真理观的新创造。其三谛圆融说自觉地发展了大乘中观的真理观,这是中国佛教真理论的一次重大转型,也是智对佛教思想中国化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佛教政治哲学简论

佛教不仅在发展历史上与政治有诸多关系 ,而且在政治理论上也有其独特的见解。佛教从社会起源论出发 ,建构了君权民授的国家观 ,其理论接近社会契约论。但佛教主张政教合一的国家模式 ,以追求至善为目的 ,把维护佛教三宝作为国家的主要职责之一。强调了自己的仁王之治的善政观。以致太平为目标 ,建立以理想君主为中心的政权组织 ,对仁政内容作了自己的规定。同时 ,在自己的依正治国的政道观中 ,提出了以民为本 ,依法治化 ,德法相辅 ,持之有度的致善政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