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3月8日，“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参加湖北代表团讨论时说：“共产党人一定能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一经媒体报道，“黄宗羲定律”这一学术化词语广为人知，那么，什么是“黄宗羲定律”？我们是否真的能走出这一定律的怪圈？     

明清之际的浙东学人与西学

浙东蕺山学派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密切得多.鄞县人朱宗元是浙东最早的天主教徒之一,其出生时间应为1617年或稍早,而不是目前所说的1609年;他受洗的时间应为1638年,而非目前所说的1631年.经朱宗元介绍,刘宗周的学生张能信成为天主教徒.张能信的父亲曾投靠魏忠贤,而其岳父则是魏忠贤的反对者,张能信皈依天主教,可能与这种家庭背景有关.明朝灭亡后,朱宗元很快归顺清朝,而张能信则走上了武装反清的道路.黄宗羲与张能信同是刘宗周的弟子,同是抗清战士,但黄宗羲却没有提到过张能信,其原因很值得深入研究.此外,黄宗羲的好友魏学濂等人也与传教士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黄宗羲平等思想看儒学的现代性转化

在猛烈批判专制统治时,黄宗羲表现出了试图将政治与伦理进行分离的倾向,从而使其思想与传统儒学政治伦理不分的思想相区别。本文着重分析了产生这种倾向的思想渊源及原因,认为其关于君臣平等等政治思想具有了现代性意义。     

黄宗羲主性情思想论及其诗教观

黄宗羲的主性情诗论,立足情本位,以"求真"和"反俗"为主要特征,他"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的诗学价值观不但体现了其主性情诗论的诗教本质,也把他的性情观与晚明尊情的性情观及清中期袁枚世俗化的性情观明显的区分开来,从而在亡国后深沉的文化反恩中自觉强化了诗歌的伦理教化作用.与此同时,他反对以时代论诗,有效地破除了门户之见,从理论上为宋诗提高了地位.黄宗羲主性情诗论的形成与黄宗羲所处的社会环境、诗坛思潮及其师承交友均有关系.     

黄宗羲教育思想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黄宗羲在批判理学流弊的同时，特别强调经世致用的思想，他提出的学以经世致用的思想是从总结明亡教训和清算理学的斗争中形成的，是清初实学教育思潮的重要内容。他提出的宽于取士，严于用士的取士制度改革，公其非是于学校的办学主张，实用广泛的科技教育思想及学用一致的教学思想对清初新思想、新学风的形成及近代实学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论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启蒙意义及局限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传统民本思想有六大突破:把维护天下人的“自私”、“自利”作为为君之“本”;把“在万民之忧乐”作为“公天下”的基本诉求;将民本思想中尊重民意的观念上升到尊重民众权益的思想;认为“以民为本”就是君为民设、君是民仆;君臣都是为天下人服务的,因而是师友关系;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政治观念。由此可见,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但他从传统民本思想中得出的进行社会改造的政治结论,却超越了民本思想,是具有民主启蒙意义的新民本思想。但用近代民主思想来考察,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没有人权观念;没有“主权在民”的观念;虽然看到了君主专制统治的弊端所在,但并没有真正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正是由于黄宗羲新民本思想中的这些历史局限性,所以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引发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理论。     

王艮与“泰州学派”

王艮,字汝止,号心斋,泰州人(今属江苏省东台县),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年),卒于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1年),是明代一个伟大的平民儒学宗师。王艮成年后师从王阳明,一生不喜著述,存世的语录、诗文、杂著总共不到1.4万字,这在宋、明思想     

方学渐心学的理论特质及其困境——兼论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的思想主旨

黄宗羲在其名著《明儒学案》中将泰州学派的学风概括为"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狂禅化和异端化.但是,《明儒学案·泰州学案》所收人物并非全部都能归入此类学风,甚至有些思想家是以反对狂禅学风著称的,方学渐即为其中典型.这种看似矛盾的思想史书写方式,其实蕴涵着黄宗羲深刻的哲学洞见.通过将方学渐心学置于中晚明阳明学核心问题中考察其思...     

双轨政治与治世理想——《明夷待访录》社会治理思想论析

社会治理如何容纳多元主体是当前的重要理论问题.本文以黄宗羲重要的政治思想作品《明夷待访录》为研究对象,重新解构了书中的政治秩序和社会治理思想.从费孝通先生“双轨政治”的角度,指出黄宗羲通过明确君主本职与臣道,提出“分治”思想调整政府权力系统关系,为社会治理争取空间;通过强化学校的“治统”地位,将学校设计成为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组织化及制度化的“治教合一”的社会治理机构,最终建构一种健全持久的双轨政治,即通过新型学校设计引入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治秩序从失衡到双轨化的调整.     

寻根究底官本位

从官本位到民本位,这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这一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革除从思想观念到制度安排上的种种制约因素方能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