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措施

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始于《巴黎公约》,但TRIPS协议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最全面、保护标准最高。分析了地理标志保护的相关国际公约,阐述了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关于地理标志保护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我国在TRIPS协议新一轮国际谈判中应持的态度。     

法国汉学界对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下)

明末清初的16-18世纪,是中西两种文化首次撞击的时代。这次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流媒介,是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无论是在中学西渐方面,还是在西学东渐领域中,都做了许多有益的、他人无法取代的工作。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法国汉学界在该领域中始终居领先地位。本文对法国汉学界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鸟瞰式评介。     

我国转型期可能面临的社会危机问题分析——由巴黎骚乱引发的思考

巴黎骚乱实际上是法国的移民政策导致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当前我国正处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社会转型时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集中凸现期。在不同的领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潜在危机和问题。每一领域的局部危机和问题都有可能引发全面危机,进而演化成激烈的社会动荡。      

论《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的自然理论

随着《巴黎手稿》在哲学领域内造成的彻底颠覆,马克思在崭新的哲学空间中也构建了自己关于人与自然的解释方案。这一方案不仅提供了关于现实的人与自然的本体论的哲学理解,而且也凸现了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深度异化的批判话语和对未来社会人与自然矛盾真正解决的理想祈向。     

大学贫困生个性及心理健康状况关系研究

针对大学贫困生进行16PF和MMPI调查,评价贫困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巴黎和会日本“种族平等”提案与日裔美国移民问题探析

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团提出将＂种族平等＂作为一重要原则写入国联盟约,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日裔移民遭受排斥的问题。该提议由于触及了美国及英联邦国家的利益而被和会否决。＂种族平等＂的提出,主要是由于日方认为移民问题已严重伤害了日本的民族情感,并对其业已取得的大国地位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日本在种族方面的努力,却在客观上加剧了美国社会对日裔群体的排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二战期间日裔移民遭受集体监禁的悲剧。     

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规律--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理论贡献

党的十六大报告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对我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群众路线作出全面发展与创新论述 ,系统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规律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 ;以发展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体现党的先进性与社会主义优越性 ;紧密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浅谈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

驰名商标本身就体现着商业价值,具有的超常创汇能力。但是,驰名商标也更加容易招致假冒、不正当竞争等行为的侵害。因此,有必要建立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制度。本文从中国驰名商标保护的立法现状出发,探讨了驰名商标特殊保护的途径,旨在提出驰名商标特殊保护制度的设计。     

大学生个性特征对比调查分析

本文采用卡特尔16PF人格测试量表对中北大学349名本科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试图通过不同层面的大学生个性特征的调查研究,为今后在高校开展更有针对性的个性教育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以不断发展大学生个性,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品质,使之形成健康和协调的个性,不断推进素质教育。研究结果表明,当代大学生个性特征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个性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Grappling with the performative condition

What kind of an anthropological puzzle does the performativity of strategy constitute? Rather than considering performativity as an operational concept or situating the discuss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strategy scholarship, this short essay asks how an emphasis on the performative can be regarded as a cultural condition, that is, as a ductile though crucial quality of the way in which things are made sense of in our present cultural setup. Suggesting seemingly extraneous associations between ideals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educa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archetypes of experimental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will, on the other, the essay locates the ultimate interpretive category of this performative condition in the act of decision, and offers a critique of its anthropological lim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