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安的城市防空建设论述

抗战时期,日本军队为破坏中国抗日的有生力量和战争潜力,摧毁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战意志,开始对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展开疯狂轰炸,基于日军的大规模的轰炸和空袭压力的紧迫性,国民政府和西安防空当局逐步构建了以防空协会、防空司令部为主要内容的西安防空机构。在防空机构构建的同时,战时防空具体措施也随之展开,主要包括开展防空教育、构筑防空工事、组织防空疏散等。     

冷战时期朝鲜的对韩政策及北南关系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美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对抗,逐渐发展成为冷战。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朝韩关系也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一波三折。双方由最初的对峙到后来出台了一系列民族和解政策,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但由于双方存在的严重的不信任和祖国统一方案中的巨大分歧,因此在整个冷战期间朝韩关系都是在曲折中发展,特别是朝韩双方关系的变化深受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深深的国际烙印。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局部执政的实践与经验

客观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局部执政中所进行的民主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及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并指出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     

希波战争与波斯帝国的衰落

希波战争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波斯帝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甚至是波斯帝国灭亡的直接原因。然而这种观点由于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而越来越无法使人信服。笔者根据国内外研究成果,从希波战争对波斯的影响和波斯帝国衰落的原因两个方面上分析认为,希波战争并不是波斯帝国衰落的主要原因。     

根本之守与应时之变——鸦片战争后失事官员责任追究透视

鸦片战争结束后,清王朝并无我们期待的深刻反思。他们所进行的善后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战败责任追究,这包括道德拷问和法律责任追究两方面,这两者是王朝要坚守的根本。但承担责任的地方官员,对一场力量悬殊的中外战争中职守责任的理解与朝廷存在差异,同时他们更关注如何应对战后外部的压力和复杂的局面,要求朝廷能做一些变通。根本之守与应时之变的分歧构成战后政治变动的内在张力,并预示着整个晚清政局的走向。     

浅析抗日时期国民政府的西北农业贷款之作用

抗日时期,由于东部省份的不断沦陷,迫于军粮民食的巨大压力,国民政府在对西北农业开发问题上投入了相当的关注,尤其是在发放农业贷款支持农业生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抗日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农业贷款的主要政策有对农村金融的重视及农贷政策的制订;农业金融网络的建立;农贷的有力执行。     

银雀山汉墓一号木牍重审

［1］ 杨树达. 积微居小学述林全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21、631.
［2］ 王充. 论衡［M］. 北京：中华书局,1983：136.
［3］ 何宁. 淮南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8：1236.
［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6］ 尚学锋,夏德靠. 国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7］ 李零. 丧家狗--我读论语［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8］ 程树德. 论语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0：172.
［9］ 许维遹. 吕氏春秋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09：345.
［10］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 桂馥. 札朴［M］. 北京：中华书局,1992：54.
［12］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0：211.
［13］ 王引之. 经义述闻［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385.
［14］ 郭锡良. 汉语史论集：增补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22.
［15］ 王引之. 经传释词［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0:5.
［16］ 孙钦善. 论语本解［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65-66.
［17］ 沈玉成. 左传译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17］ 《韩非子》校注组,周勋初. 韩非子校注：修订本［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35.
［19］ 陆德明. 经典释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3：349.
［20］ 王素.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105.
［21］ 焦竑. 焦氏笔乘［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18.
［22］ 钱穆. 论语新解［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28.
［23］ 王聘珍. 大戴礼记解诂［M］. 北京：中华书局,1983：4.
［24］ 扬雄. 太玄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8:171.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发展援助政策的调整与美国冷战战略

秉承共和党传统理念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上任伊始即确定了对外经济政策的原则--"贸易而非援助",这一原则从一开始在美国政界就引起争议.随着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的活跃,艾森豪威尔政府从第一届政府后期开始调整发展援助政策.一方面逐渐加大了发展援助在整个对外援助中的比重;另一方面诉诸国际多边援助体系,建立了国际开发协会,并将发展援助的重点转向拉丁美洲国家.艾森豪威尔政府调整发展援助的主要动因还是出于对苏冷战的考虑,即稳定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政治盟友的主导地位,同苏联争夺广阔的中间地带.     

Jose Marti’s Confederate Affinities

ABSTRACT

Jose Marti examines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nd the period of Re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Cuba’s failed attempts at independence as a way of disenchanting modernizers and annexationists who, seeking rapprochement with the U.S., would compromise South American and, more specifically, Cuban sovereignty. More to the point, as much as Marti draws parallels between Cuba and the U.S. South vis-à-vis Spain and the U.S. North, respectively, his troubling affinity with the Confederacy and the postbellum South chiefly exposes the North’s ideological elision of its imperial project.     

冷战初期美国对西欧的心理战略行动--以美国对西欧的心理战略计划为视角的考察

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开始将心理战作为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之一.在东西方对抗的背景下,西欧由于在地缘、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等方面与美国的密切关系,被美国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视为核心利益地带.但是,战后西欧经济的崩溃以及共产党力量的迅猛发展使得共产党在西欧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大增.为了确立和维护西欧各国政府的亲美反共倾向,扶持西德,巩固大西洋联盟,最终将西欧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先后制订了一系列针对西欧的心理战略计划.通过实施这些计划,美国成功地削弱了西欧的共产党力量,消除了西欧民众的反美情况,实现了稳定西欧、巩固西方阵营、维护美国战略利益的战略目标,从此西欧在国际重大事务上紧紧追随美国.